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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大舅和姨父喝高了，在酒桌上就抬起了杠，姨父一怒之下扔下筷子就走了，六七十岁的人，耍起脾气还跟小孩子一样，全不顾这么多亲戚好不容易聚到一块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并不着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这样。他们一喝酒就吵架，吵了几十年。这是他们的方式，看似矛盾深重，其实感情深厚。
老家，哪怕走在县城，都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合江是个劳动力输出大县，这里的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的就很多，打工挣了钱，回来就修房子。看着乡下那一幢幢砖瓦结构的小楼房，还以为这里很富有，其实不然，这些都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街上，很多人依旧穿着破旧而过时的衣服，背篼是他们主要的负重工具，这样的场景在四川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了。
茶馆里，常看到一些包着头巾的老人悠闲地打着长牌，长牌起源于四川，据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故长牌又叫“川牌”合江当地又叫“大贰”一般的长牌，传统川牌是用牛皮纸浸泡桐油制成，一般长14。5厘米，宽3。5厘米左右，牌面由红、黑椭圆点组成，规则据说类似麻将。在这里，打“大贰”的人远多过打麻将和斗地主的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的继父，也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外公，每次赶场，就牵着我的手，去茶馆里沏一杯茶，抽着叶子烟，跟几个老伙伴们打上一会儿。
我没有见过亲外公，却对后来这个外公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我想他老人家了，就偷偷溜上船，跑到他居住的那个小镇去玩。那时，合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轮船，几岁的我，个头小小，一出溜就混上了船。每次，外公都会高高兴兴地给我几分钱买糖吃。外公住的那条老街，铺着长长的石板，邻街房屋全是木结构的瓦房，长条形的门板，每天开门时，要将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关门时再一块块拼拢。街上有一个书摊，有很多我喜欢的小人书。我拿了钱，就跑去书摊看书，1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看五本了，这让我感到满足。有一次，合江到榕山翻船了，据说淹死几十个人。爸妈以为我在船上，都急死了。恰好那次我没坐船，而是跟乡下表叔家的儿子一起，两个人一路扒车去了榕山，路上被货车司机发现了，气急败坏抓住我，却被公路边上干农活的农民起哄，说司机欺负小孩，司机悻悻地把我放了。还有一次，是在夏天，星期六下午不上学，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两兄弟从合江县城走路走到榕山，顶着炎炎烈日走了四个多小时，去榕山街上找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刘二哥”玩，那次也将爸妈急得够呛。
合江的老街上，还有很多过去的老房子。看见这些老房子，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就这么一片片拼接连缀了起来。让我感觉温暖。才知道，原来，对这片一直以为只生我不养我的土地，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那天，给母亲上坟以后，原打算在大舅家吃了午饭就走的。大舅一家人却非要留着吃了晚饭再走，他们已把豆子泡好了，晚上做豆花给我们吃。在家乡，最隆重的款待方式，就是豆花饭。在家乡的每条街道每个饭馆，门前都有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地温着一大锅洁白嫩滑的豆花。跟北方人解释什么是豆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豆花饭是川南地区的一种大众食品，两三块钱一碗的豆花，配上免费的蘸水和米饭，简单清爽，吃得又饱又暖和。豆花不像豆腐脑那样的幼滑，是比豆腐脑粗些又比豆腐嫩些，用筷子可以夹起来，蘸上用酱油、辣椒、葱花、木姜油等调成的蘸水，入口即化，有股豆子的清香味，每一想起，就垂涎欲滴。因此，每次回到合江，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豆花饭。
在大舅家吃完晚饭，天已黑。过江的渡船已经收工了。大舅家的房子还没修好，条件异常简陋，这对我这个对吃、穿都不讲究，唯对住讲究的人而言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午饭后，我就可以推辞掉的，但我实在不忍推掉那浓浓的亲情。
晚上打地铺，铺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睡了一会儿，竟发现褥子上有一条十厘米长的虫子，把小高吓得一宿未眠。而我更是悲惨，大概水土不服，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知道，对他们一家人而言，这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奇怪的是，在这样脏兮兮的环境里，他们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生病。他们的消化系统，早对此有了很强的免疫能力。想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这些城里人啊，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丧失了许许多多人类本应具备的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能力。
大舅的女儿韦小华是个独生女。因为穷，大舅四十多岁才讨到了老婆。舅妈是个脚有点瘸的女人，家里实在吃不起饭了，就嫁到了大舅家，两个苦命的人相依为命转眼已生活了近30年。我的表妹小时候差点夭折，不小心吃了农村用来“打摆子”（疟疾）的药，人事不省，所有人都说不行了，多亏我母亲在医院有熟人，经多方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韦小华小学毕业的时候，交不起学费，大舅想让她辍学，我知道了，就给她寄了300元钱过来，这才勉强念完了初中。韦小华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匡铃，已经8岁了。小那个是儿子，超生的，才一岁零九个月。下午五点半，我和小高按照他们的指引，沿那条田坎路去接她。他们向我描述了她的长相：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长头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喊她：匡铃！她哎地应了一声。就知道我是她舅舅，然后我就拉着她的小手回家了。匡铃跟我的女儿璐雅同年，却比璐雅矮半个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两岁时，她就用小背篼帮爸爸背砖修房子了。豆花做好了，没有酱油。大人就说，匡铃，去打酱油。我肚子不舒服，大人就说，匡铃，带舅舅去回龙湾买药！晚上，还为我们送来蜡烛。这让我心疼不已。这么小的孩子，本该被人照顾的，小小年龄，已学会了照顾别人。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又专门送她去上学，也想顺便去看看她学校的环境。结果，大概是害怕上课迟到，在泥泞的乡间田埂路上，她走得好快，我根本跟不上她的步伐。
匡铃的学校，教室是解放前吴家的另一个大宅子改建而成。去年夏天，政府发现有几件教室成了危房，说是推倒重建。结果经费至今没有着落。11个班只有5间教室，只要中间隔断一分为二，孩子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纵然如此，还是无法装满所有的学生。因此有一个班级干脆就在一个临时的搭建的简陋棚子里上课。在清晨飕飕的寒风里，孩子们开始了每天的早读。脸和小手被冻得红红的，却读得那么认真，我的心一阵抽紧。
老师们见我拍照，认为我是记者，围上来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听着，心里却感到难过。记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神圣的职业，是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维护者。可是，我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所谓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默默地拍了一些照片，给老师们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地址、qq号。我告诉他们，虽然能力有限，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这时，表妹们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他们拦了一辆翻斗车，正好要去白米镇上的，大家都在等我呢。于是匆匆作别。
公路，无法想象的泥泞。一路颠簸，忍无可忍，下车拍了几幅照片。这条已经修了14年的公路啊，真希望合江的县太爷们的小车能来这儿开一开。
临别时，亲戚们送给我一大堆香肠、腊肉，还买了一大口袋合江的柚子，无论如何要我带走。满脸尘埃地作别了我的故乡，我的口袋里，装满了沉甸甸的情谊，还有我百感交集的愁绪。
眼泪滴落键盘
脖子；大舅和姨父喝高了，在酒桌上就抬起了杠，姨父一怒之下扔下筷子就走了，六七十岁的人，耍起脾气还跟小孩子一样，全不顾这么多亲戚好不容易聚到一块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并不着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这样。他们一喝酒就吵架，吵了几十年。这是他们的方式，看似矛盾深重，其实感情深厚。
老家，哪怕走在县城，都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合江是个劳动力输出大县，这里的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的就很多，打工挣了钱，回来就修房子。看着乡下那一幢幢砖瓦结构的小楼房，还以为这里很富有，其实不然，这些都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街上，很多人依旧穿着破旧而过时的衣服，背篼是他们主要的负重工具，这样的场景在四川很多地方已经见不到了。
茶馆里，常看到一些包着头巾的老人悠闲地打着长牌，长牌起源于四川，据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故长牌又叫“川牌”合江当地又叫“大贰”一般的长牌，传统川牌是用牛皮纸浸泡桐油制成，一般长14。5厘米，宽3。5厘米左右，牌面由红、黑椭圆点组成，规则据说类似麻将。在这里，打“大贰”的人远多过打麻将和斗地主的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的继父，也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外公，每次赶场，就牵着我的手，去茶馆里沏一杯茶，抽着叶子烟，跟几个老伙伴们打上一会儿。
我没有见过亲外公，却对后来这个外公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我想他老人家了，就偷偷溜上船，跑到他居住的那个小镇去玩。那时，合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轮船，几岁的我，个头小小，一出溜就混上了船。每次，外公都会高高兴兴地给我几分钱买糖吃。外公住的那条老街，铺着长长的石板，邻街房屋全是木结构的瓦房，长条形的门板，每天开门时，要将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关门时再一块块拼拢。街上有一个书摊，有很多我喜欢的小人书。我拿了钱，就跑去书摊看书，1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看五本了，这让我感到满足。有一次，合江到榕山翻船了，据说淹死几十个人。爸妈以为我在船上，都急死了。恰好那次我没坐船，而是跟乡下表叔家的儿子一起，两个人一路扒车去了榕山，路上被货车司机发现了，气急败坏抓住我，却被公路边上干农活的农民起哄，说司机欺负小孩，司机悻悻地把我放了。还有一次，是在夏天，星期六下午不上学，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两兄弟从合江县城走路走到榕山，顶着炎炎烈日走了四个多小时，去榕山街上找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刘二哥”玩，那次也将爸妈急得够呛。
合江的老街上，还有很多过去的老房子。看见这些老房子，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就这么一片片拼接连缀了起来。让我感觉温暖。才知道，原来，对这片一直以为只生我不养我的土地，竟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那天，给母亲上坟以后，原打算在大舅家吃了午饭就走的。大舅一家人却非要留着吃了晚饭再走，他们已把豆子泡好了，晚上做豆花给我们吃。在家乡，最隆重的款待方式，就是豆花饭。在家乡的每条街道每个饭馆，门前都有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地温着一大锅洁白嫩滑的豆花。跟北方人解释什么是豆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豆花饭是川南地区的一种大众食品，两三块钱一碗的豆花，配上免费的蘸水和米饭，简单清爽，吃得又饱又暖和。豆花不像豆腐脑那样的幼滑，是比豆腐脑粗些又比豆腐嫩些，用筷子可以夹起来，蘸上用酱油、辣椒、葱花、木姜油等调成的蘸水，入口即化，有股豆子的清香味，每一想起，就垂涎欲滴。因此，每次回到合江，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豆花饭。
在大舅家吃完晚饭，天已黑。过江的渡船已经收工了。大舅家的房子还没修好，条件异常简陋，这对我这个对吃、穿都不讲究，唯对住讲究的人而言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午饭后，我就可以推辞掉的，但我实在不忍推掉那浓浓的亲情。
晚上打地铺，铺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睡了一会儿，竟发现褥子上有一条十厘米长的虫子，把小高吓得一宿未眠。而我更是悲惨，大概水土不服，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知道，对他们一家人而言，这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奇怪的是，在这样脏兮兮的环境里，他们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生病。他们的消化系统，早对此有了很强的免疫能力。想到这，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这些城里人啊，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丧失了许许多多人类本应具备的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能力。
大舅的女儿韦小华是个独生女。因为穷，大舅四十多岁才讨到了老婆。舅妈是个脚有点瘸的女人，家里实在吃不起饭了，就嫁到了大舅家，两个苦命的人相依为命转眼已生活了近30年。我的表妹小时候差点夭折，不小心吃了农村用来“打摆子”（疟疾）的药，人事不省，所有人都说不行了，多亏我母亲在医院有熟人，经多方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韦小华小学毕业的时候，交不起学费，大舅想让她辍学，我知道了，就给她寄了300元钱过来，这才勉强念完了初中。韦小华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匡铃，已经8岁了。小那个是儿子，超生的，才一岁零九个月。下午五点半，我和小高按照他们的指引，沿那条田坎路去接她。他们向我描述了她的长相：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长头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喊她：匡铃！她哎地应了一声。就知道我是她舅舅，然后我就拉着她的小手回家了。匡铃跟我的女儿璐雅同年，却比璐雅矮半个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两岁时，她就用小背篼帮爸爸背砖修房子了。豆花做好了，没有酱油。大人就说，匡铃，去打酱油。我肚子不舒服，大人就说，匡铃，带舅舅去回龙湾买药！晚上，还为我们送来蜡烛。这让我心疼不已。这么小的孩子，本该被人照顾的，小小年龄，已学会了照顾别人。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又专门送她去上学，也想顺便去看看她学校的环境。结果，大概是害怕上课迟到，在泥泞的乡间田埂路上，她走得好快，我根本跟不上她的步伐。
匡铃的学校，教室是解放前吴家的另一个大宅子改建而成。去年夏天，政府发现有几件教室成了危房，说是推倒重建。结果经费至今没有着落。11个班只有5间教室，只要中间隔断一分为二，孩子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纵然如此，还是无法装满所有的学生。因此有一个班级干脆就在一个临时的搭建的简陋棚子里上课。在清晨飕飕的寒风里，孩子们开始了每天的早读。脸和小手被冻得红红的，却读得那么认真，我的心一阵抽紧。
老师们见我拍照，认为我是记者，围上来对我讲了很多很多。我听着，心里却感到难过。记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神圣的职业，是无冕之王，是正义的维护者。可是，我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所谓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默默地拍了一些照片，给老师们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地址、qq号。我告诉他们，虽然能力有限，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这时，表妹们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他们拦了一辆翻斗车，正好要去白米镇上的，大家都在等我呢。于是匆匆作别。
公路，无法想象的泥泞。一路颠簸，忍无可忍，下车拍了几幅照片。这条已经修了14年的公路啊，真希望合江的县太爷们的小车能来这儿开一开。
临别时，亲戚们送给我一大堆香肠、腊肉，还买了一大口袋合江的柚子，无论如何要我带走。满脸尘埃地作别了我的故乡，我的口袋里，装满了沉甸甸的情谊，还有我百感交集的愁绪。
眼泪滴落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