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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做得不错，先说说你们准备怎么分工吧。”
信王点头说：“以前做事都是生了事情再去处理，这样做使得平时很闲忙起来就忙得不得了，后来皇兄成立了预政处让政务院提前预想预先规划，一下子就解决了极忙和极闲的问题。今年皇兄一再让我们谈论各种思想，比如说不走极端与时俱进的中庸之道，还有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展方向，我们经过商议认为这样能使大家心里明了，决定把皇兄的一些思想贯彻进所做的事务中。”
天启笑道：“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见具体的东西，既然你说思想贯彻在具体事务中，那就具体说说你们的具体分工和具体考虑吧。”
信王说：“是，先监政院准备在省、府、县逐级建立监政或者说辅政机构，因为这样做能够解决官员的能力问题和监督问题，这虽是都察院事务但其他部门也能够从中得到便利。比如说政务院的预政处，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实际需要才能知道怎么预先谋划，在各项政策实施后也需要知道百姓们是喜欢还是厌恶，这就不是中央直接伸手能够了解到的，必须在各县都要有一个辅政机构才能做到。”
天启点头说：“你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圣学院和博学院也能从逐步建立辅政机构中得到便利吗？”
信王说：“当然，皇兄前一阵同意了那个泰西人邓玉函的话，认为平等与自由才是针对人来说的展方向。臣弟认为既然是平等就没有先天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仕绅、商人、甚至将军、督抚，那么这个平等与自由就应该针对每个大明百姓来说的。圣学院和博学院一个从总体高度上考虑事情，一个从具体事务上考虑问题，两者都必须掌握和了解所有人的真实状况和想法，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与平等。”
天启问：“信王现在看问题已经非常全面了，不过你能说说政务院处理事务怎么遵循中庸之道吗？”
信王不解地问：“臣弟认为中庸之道只是个大致的把握，在处理事务中只要做到不走极端，同时要多听多想就行了，难道还能在具体运用上有章可循？”
天启说：“任何理论上的东西如果只存在于概括和大致的设想，那么难免会产生似是而非的各种解释。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土后，因为没有明确的教义条文，所以分为了什么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泰西人的耶酥教也有什么新约、旧约之分。中庸之道可以用不走极端与时俱进来概括，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还是要有相应的手段。朕以前说过，大明的一切政务不能简单地用正确与错误来评定，很多以前对的现在可能错，现在对的将来可能错。”
信王想了想说：“请皇兄明言，政务院今后该用什么手段去调节呢？”
天启说：“你开始已经说了，圣学院和博学院要用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去为所有百姓考虑，他们无论是总体的考虑还是具体的设想最后都必须由政务院来实行。政务院在实行时不要被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搞得找不着北，只要抓住一点就够了，这一点就是差距。至于说怎么调节差距，唯一可用的两种手段就是平等与公平。”
信王轻轻地自言自语道：“差距？手段？平等？公平？”
天启说：“你慢慢想，想通了以后做起事来就不会有不明白的地方。这些问题属于总体上的思路，刘大人觉得朕这话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刘宗周说：“皇上所说的抓住差距就好，这一观点臣在圣学院中曾经跟前来联系事务的朱延禧朱大人交流过，朱大人说他曾经跟皇上就差距问题谈过一阵。臣认为抓住差距确实有可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不是那么绝对，至于皇上说的平等与公平两种手段，臣一时还不能想明白，请皇上细说。”
天启点头说：“当年朕确实就差距一事跟朱大人作过短暂交谈，但当时条件不成熟也只是说说而已，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圣学院就应该把差距问题研究透，这样能让没有具体数据做参考的考虑具体化。朕的意思是圣学院应该在全国作个调查比较，对农户、匠户、商户、官吏等不同人等的财富差别作个合理设定，以后的规划就按这个差距来。”
还做得不错，先说说你们准备怎么分工吧。”
信王点头说：“以前做事都是生了事情再去处理，这样做使得平时很闲忙起来就忙得不得了，后来皇兄成立了预政处让政务院提前预想预先规划，一下子就解决了极忙和极闲的问题。今年皇兄一再让我们谈论各种思想，比如说不走极端与时俱进的中庸之道，还有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展方向，我们经过商议认为这样能使大家心里明了，决定把皇兄的一些思想贯彻进所做的事务中。”
天启笑道：“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见具体的东西，既然你说思想贯彻在具体事务中，那就具体说说你们的具体分工和具体考虑吧。”
信王说：“是，先监政院准备在省、府、县逐级建立监政或者说辅政机构，因为这样做能够解决官员的能力问题和监督问题，这虽是都察院事务但其他部门也能够从中得到便利。比如说政务院的预政处，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实际需要才能知道怎么预先谋划，在各项政策实施后也需要知道百姓们是喜欢还是厌恶，这就不是中央直接伸手能够了解到的，必须在各县都要有一个辅政机构才能做到。”
天启点头说：“你的这些话很有道理，圣学院和博学院也能从逐步建立辅政机构中得到便利吗？”
信王说：“当然，皇兄前一阵同意了那个泰西人邓玉函的话，认为平等与自由才是针对人来说的展方向。臣弟认为既然是平等就没有先天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仕绅、商人、甚至将军、督抚，那么这个平等与自由就应该针对每个大明百姓来说的。圣学院和博学院一个从总体高度上考虑事情，一个从具体事务上考虑问题，两者都必须掌握和了解所有人的真实状况和想法，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与平等。”
天启问：“信王现在看问题已经非常全面了，不过你能说说政务院处理事务怎么遵循中庸之道吗？”
信王不解地问：“臣弟认为中庸之道只是个大致的把握，在处理事务中只要做到不走极端，同时要多听多想就行了，难道还能在具体运用上有章可循？”
天启说：“任何理论上的东西如果只存在于概括和大致的设想，那么难免会产生似是而非的各种解释。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土后，因为没有明确的教义条文，所以分为了什么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泰西人的耶酥教也有什么新约、旧约之分。中庸之道可以用不走极端与时俱进来概括，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还是要有相应的手段。朕以前说过，大明的一切政务不能简单地用正确与错误来评定，很多以前对的现在可能错，现在对的将来可能错。”
信王想了想说：“请皇兄明言，政务院今后该用什么手段去调节呢？”
天启说：“你开始已经说了，圣学院和博学院要用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去为所有百姓考虑，他们无论是总体的考虑还是具体的设想最后都必须由政务院来实行。政务院在实行时不要被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搞得找不着北，只要抓住一点就够了，这一点就是差距。至于说怎么调节差距，唯一可用的两种手段就是平等与公平。”
信王轻轻地自言自语道：“差距？手段？平等？公平？”
天启说：“你慢慢想，想通了以后做起事来就不会有不明白的地方。这些问题属于总体上的思路，刘大人觉得朕这话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刘宗周说：“皇上所说的抓住差距就好，这一观点臣在圣学院中曾经跟前来联系事务的朱延禧朱大人交流过，朱大人说他曾经跟皇上就差距问题谈过一阵。臣认为抓住差距确实有可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不是那么绝对，至于皇上说的平等与公平两种手段，臣一时还不能想明白，请皇上细说。”
天启点头说：“当年朕确实就差距一事跟朱大人作过短暂交谈，但当时条件不成熟也只是说说而已，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圣学院就应该把差距问题研究透，这样能让没有具体数据做参考的考虑具体化。朕的意思是圣学院应该在全国作个调查比较，对农户、匠户、商户、官吏等不同人等的财富差别作个合理设定，以后的规划就按这个差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