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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生成的全部要求是回到呐喊之前，回到第一次心跳之前，回到寂静之前，回到诗歌精神本源的中心。
6， 非诗主义是流派吗？
关于流派，叶君健先生在“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一书的序中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流派）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不值得。至于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上来考虑或争论，那就似乎更令人感到惋惜了。流派这个东西，我想是些思想懒惰的文学批评家的发明或某些处于青春期的作家的创造，把自己一伙志同道合的人归纳为某一派。”
“一个艺术家或者作家，每完成一件创作，就是一次新的经验。他下一次的创作不一定与上次的相同，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甚至他的文艺观也在不断地发展——也只有这样，文学艺术事业才能不断地前进。一个流派的某些艺术原则、思想框框，怎么能概括得了生动、复杂的创作实践呢？他所写的作品，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各个阶段的不同。此外，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个创造者，他有什么理由要把自己归附在某个派里？”
非诗主义不仅仅不是流派，他诞生的目的是终结流派的历史，还诗歌本来的丰盈与圣洁，让诗坛还原为没有帮会与肮脏交易的传说中的圣者殿堂。
7，非诗主义的时代背景
我们置身的时代，道德的缺席、价值观的颠倒、审美的丧失等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腐败、木子美、美女写作、美男写作、下半身理想主义荡然无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肉欲化世界的地狱景象。
我曾在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的结尾写到：“当无耻成为一种获利的有效工具而被接二连三的使用和效仿，这个时代不是无耻的，又是什么呢？”无耻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正被这个时代大肆复制并信奉着。
当代诗人刘歌面对当下诗坛的种种怪状，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中，把其病因归结到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这是值得商榷的。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和贡献是解构。它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从中心化走向边缘、消解宏大叙事，建立小叙事，力图通过片段化来解构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主义。”（李侠语）。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依然没有脱离“手法”范畴的荒诞特质，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意义在于表现方式的新变。所解构的事物本身不会因为“解构”的出现而发生质变。
比如香港的无厘头文化演绎了后现代主义游戏的、狂欢的、喜剧的一面，对一切看似没心没肺，玩世不恭，其核心却没有变，即最终的良知裁判依旧是传统的是非观。无厘头是香港人也是现代文明下的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无奈表现。后现代之所以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道理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其他严肃的诗人们也作出了积极的思考。世宾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理念，他指出，在这个诗人缺失的人文荒漠时代，需要诗歌精神（即完整性）的再度君临。
非诗主义不是一种写作，也不是一种解构，他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惯性写作，即不为写作而写作，不为荣誉或某个政治集团而写作。他思想在非诗的状态中。
早在1986年出版的比较诗学诗化哲学和1988年出版的拯救与逍遥（作者同为刘小枫）里，作者写到：“真正的诗人，应该在神性离去之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在众人冥冥于追名逐利、贪欲求欢之时，踏遍异国的大地，去追寻隐去的路径，追寻人失掉的灵性。”“诗应是人的本性他必须无畏地伫立在神的面前，孤独一身，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灵魂都必须时刻承受沉重的愁绪”（诗化哲学）
刘小枫先生在拯救与逍遥里继续对诗人寄以厚望：“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
诗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是“诗在”在大地的神圣祭司 ，是诗神的代言人，他见证和建构着人类的梦想，时代越黑暗，就越清晰地显现出他伟大的人格与力量。
8， 诗歌精神与被流放的命运
中国新诗的历史，是一部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新诗的童年，那么三十年代前后的戴望舒、徐志摩就是“当时年少春衫薄”的少年创作，而七十年代北岛的出现，则表示新诗青春期叛逆的开始。
如果北岛没有因为政治倾向等原因出国，从主流的中国诗坛隐退，而是担任着中国诗坛牧羊人的角色，中国新诗的命运会是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假设的本质意义是对理想的质问与对现实的反诘。北岛的出国是诗歌精神在中国被流放的标志，这个观点是我1996年10月在谢冕先生家提出来的。我认为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流放者回归的吁请，尽管直到现在，这种呼声依然单薄。
国内诗歌随后几十年道德的沉沦，标准的丧失，加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非诗因素的炒作，下半身直到垃圾派精神向度的持续沦下，诗歌精神的全盘否定，都是中国诗歌精神被流放的必然结果。在于坚、韩东提出的民间“口语”写作的幌子下，年轻一代的诗人们无遏制地吐着口水和浓痰。
其实“口语”诗歌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中国新诗的渊源，就提倡自觉地使用“白话”即“当代口语写作”这是中国新诗在当时与其旧诗或传统诗最明显的区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新的口语写作，不过是炒旧饭而已。而这代人灵魂的萎靡与狭隘，与“白话”时期的诗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诗歌迎来了浮夸的网络时代。
与非非主义一样，严肃的诗人们一直关注在不自由状态下如何才能坚守艺术立场。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在自由层面下坚守艺术立场似乎更难，更值得警惕。国人得到自由的历史太短暂，一旦拥有一点自由，就开始妄所欲为，继而有成为暴徒的可能。这些人不配享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不懂得对自由的敬畏和克制，不了解自由的权限。
道德在网络时代，已经成为迂腐的代名词。先从下半身，再到垃圾派，他们遵循着同一种理论：向下，崇低。从性，到屎，卖身求“荣”、颠覆神性，巧取豪夺，厚颜无耻。
沈浩波以下半身博得“色”名后，开始了他以致马雅可夫斯基、国家机器的粉饰，企图换一个标签，像黑道起家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慈善家那样，渴望招安和人们的尊敬。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尾随其后的垃圾派只见其成“名”捷径，却无视下半身的悲凉下场，把一项本来也许可以完成的对下半身的批判继而在诗歌废墟上迎接诗歌精神回归的使命，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屎”的盛宴和招安的闹剧。
艺术源于约束，而终于纵欲。没有一种德行（诗歌精神）的支持，这些反叛演绎得多么畸形，消解得多么触目惊心。其性质也从反叛走向反动。
9，非诗主义的诞生与归来
非诗主义不是现在才诞生的，没有被命名之前，他一直与诗歌精神同在。在历史的黄昏，当世界灯红酒绿众人昏昏睡去，惟有非诗主义聆听诗神幽秘的召唤，孤身独行，走遍黑夜大地，追寻她隐去的踪迹。而在上路之时，但丁道出了当时的困惑与恐惧：
“指引我的诗人啊！
在你让我从事这次艰险的旅行之前
请看一看我的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神曲黄文捷译）
但前路无论面临怎样苦难的命运，非诗主义别无选择，他必须战胜孤独、迟疑和怯懦，义无返顾地踏上通往真理的求索道路。
这种永恒的遭遇在我早期诗作里也有所描述：
“十九岁是黄昏
十九岁要夜行
十九岁去找太阳”
（拙作十九岁 1986年）
“夜行者，遥远年代的浪子
已放进某页古老的书里。或许有一天
会被谁读出这样的诗句：
感谢上苍让我坚韧地活着
与永恒的黎明，同返故里。”
（拙作夜行者之歌之黎明篇 1995年）
如今，诗歌迎来了澄澈祥和的黎明，流放者归来了。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子夜里诗人沉重的追问：
“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
那些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
但何处是人类高深莫测的归宿？”
（荷尔德林莱茵颂）
荷尔德林，饱阅人世、历尽苦难的兄长，身为一个非诗主义诗人，就是此生全部的幸福与幸运。
被流放的诗歌精神——那种镇定自若、温暖祥和、正义凛然、顺应大道的宏伟诗篇，来自神性的博大胸怀，被天地精华哺育的饱满语言，在大地遭受蹂躏之后，在冬季倦怠的空田之上，已经随着春天的雷鸣和历史的车轮轰然到来。
非诗主义的归来就是诗歌精神再现大地的明证。
2005年2月10，大年初一，于石家庄齐人居
歌生成的全部要求是回到呐喊之前，回到第一次心跳之前，回到寂静之前，回到诗歌精神本源的中心。
6， 非诗主义是流派吗？
关于流派，叶君健先生在“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一书的序中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流派）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不值得。至于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上来考虑或争论，那就似乎更令人感到惋惜了。流派这个东西，我想是些思想懒惰的文学批评家的发明或某些处于青春期的作家的创造，把自己一伙志同道合的人归纳为某一派。”
“一个艺术家或者作家，每完成一件创作，就是一次新的经验。他下一次的创作不一定与上次的相同，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甚至他的文艺观也在不断地发展——也只有这样，文学艺术事业才能不断地前进。一个流派的某些艺术原则、思想框框，怎么能概括得了生动、复杂的创作实践呢？他所写的作品，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各个阶段的不同。此外，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是一个创造者，他有什么理由要把自己归附在某个派里？”
非诗主义不仅仅不是流派，他诞生的目的是终结流派的历史，还诗歌本来的丰盈与圣洁，让诗坛还原为没有帮会与肮脏交易的传说中的圣者殿堂。
7，非诗主义的时代背景
我们置身的时代，道德的缺席、价值观的颠倒、审美的丧失等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腐败、木子美、美女写作、美男写作、下半身理想主义荡然无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肉欲化世界的地狱景象。
我曾在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的结尾写到：“当无耻成为一种获利的有效工具而被接二连三的使用和效仿，这个时代不是无耻的，又是什么呢？”无耻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正被这个时代大肆复制并信奉着。
当代诗人刘歌面对当下诗坛的种种怪状，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中，把其病因归结到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这是值得商榷的。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和贡献是解构。它的主要理论旨趣就是“从中心化走向边缘、消解宏大叙事，建立小叙事，力图通过片段化来解构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主义。”（李侠语）。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依然没有脱离“手法”范畴的荒诞特质，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意义在于表现方式的新变。所解构的事物本身不会因为“解构”的出现而发生质变。
比如香港的无厘头文化演绎了后现代主义游戏的、狂欢的、喜剧的一面，对一切看似没心没肺，玩世不恭，其核心却没有变，即最终的良知裁判依旧是传统的是非观。无厘头是香港人也是现代文明下的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无奈表现。后现代之所以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道理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其他严肃的诗人们也作出了积极的思考。世宾在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理念，他指出，在这个诗人缺失的人文荒漠时代，需要诗歌精神（即完整性）的再度君临。
非诗主义不是一种写作，也不是一种解构，他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惯性写作，即不为写作而写作，不为荣誉或某个政治集团而写作。他思想在非诗的状态中。
早在1986年出版的比较诗学诗化哲学和1988年出版的拯救与逍遥（作者同为刘小枫）里，作者写到：“真正的诗人，应该在神性离去之时，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在众人冥冥于追名逐利、贪欲求欢之时，踏遍异国的大地，去追寻隐去的路径，追寻人失掉的灵性。”“诗应是人的本性他必须无畏地伫立在神的面前，孤独一身，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灵魂都必须时刻承受沉重的愁绪”（诗化哲学）
刘小枫先生在拯救与逍遥里继续对诗人寄以厚望：“诗人是何许人也？诗人是懂得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的。”
诗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是“诗在”在大地的神圣祭司 ，是诗神的代言人，他见证和建构着人类的梦想，时代越黑暗，就越清晰地显现出他伟大的人格与力量。
8， 诗歌精神与被流放的命运
中国新诗的历史，是一部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是新诗的童年，那么三十年代前后的戴望舒、徐志摩就是“当时年少春衫薄”的少年创作，而七十年代北岛的出现，则表示新诗青春期叛逆的开始。
如果北岛没有因为政治倾向等原因出国，从主流的中国诗坛隐退，而是担任着中国诗坛牧羊人的角色，中国新诗的命运会是怎样？历史没有假设，假设的本质意义是对理想的质问与对现实的反诘。北岛的出国是诗歌精神在中国被流放的标志，这个观点是我1996年10月在谢冕先生家提出来的。我认为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流放者回归的吁请，尽管直到现在，这种呼声依然单薄。
国内诗歌随后几十年道德的沉沦，标准的丧失，加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非诗因素的炒作，下半身直到垃圾派精神向度的持续沦下，诗歌精神的全盘否定，都是中国诗歌精神被流放的必然结果。在于坚、韩东提出的民间“口语”写作的幌子下，年轻一代的诗人们无遏制地吐着口水和浓痰。
其实“口语”诗歌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中国新诗的渊源，就提倡自觉地使用“白话”即“当代口语写作”这是中国新诗在当时与其旧诗或传统诗最明显的区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新的口语写作，不过是炒旧饭而已。而这代人灵魂的萎靡与狭隘，与“白话”时期的诗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诗歌迎来了浮夸的网络时代。
与非非主义一样，严肃的诗人们一直关注在不自由状态下如何才能坚守艺术立场。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发现，在自由层面下坚守艺术立场似乎更难，更值得警惕。国人得到自由的历史太短暂，一旦拥有一点自由，就开始妄所欲为，继而有成为暴徒的可能。这些人不配享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不懂得对自由的敬畏和克制，不了解自由的权限。
道德在网络时代，已经成为迂腐的代名词。先从下半身，再到垃圾派，他们遵循着同一种理论：向下，崇低。从性，到屎，卖身求“荣”、颠覆神性，巧取豪夺，厚颜无耻。
沈浩波以下半身博得“色”名后，开始了他以致马雅可夫斯基、国家机器的粉饰，企图换一个标签，像黑道起家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慈善家那样，渴望招安和人们的尊敬。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尾随其后的垃圾派只见其成“名”捷径，却无视下半身的悲凉下场，把一项本来也许可以完成的对下半身的批判继而在诗歌废墟上迎接诗歌精神回归的使命，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屎”的盛宴和招安的闹剧。
艺术源于约束，而终于纵欲。没有一种德行（诗歌精神）的支持，这些反叛演绎得多么畸形，消解得多么触目惊心。其性质也从反叛走向反动。
9，非诗主义的诞生与归来
非诗主义不是现在才诞生的，没有被命名之前，他一直与诗歌精神同在。在历史的黄昏，当世界灯红酒绿众人昏昏睡去，惟有非诗主义聆听诗神幽秘的召唤，孤身独行，走遍黑夜大地，追寻她隐去的踪迹。而在上路之时，但丁道出了当时的困惑与恐惧：
“指引我的诗人啊！
在你让我从事这次艰险的旅行之前
请看一看我的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神曲黄文捷译）
但前路无论面临怎样苦难的命运，非诗主义别无选择，他必须战胜孤独、迟疑和怯懦，义无返顾地踏上通往真理的求索道路。
这种永恒的遭遇在我早期诗作里也有所描述：
“十九岁是黄昏
十九岁要夜行
十九岁去找太阳”
（拙作十九岁 1986年）
“夜行者，遥远年代的浪子
已放进某页古老的书里。或许有一天
会被谁读出这样的诗句：
感谢上苍让我坚韧地活着
与永恒的黎明，同返故里。”
（拙作夜行者之歌之黎明篇 1995年）
如今，诗歌迎来了澄澈祥和的黎明，流放者归来了。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子夜里诗人沉重的追问：
“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
那些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
但何处是人类高深莫测的归宿？”
（荷尔德林莱茵颂）
荷尔德林，饱阅人世、历尽苦难的兄长，身为一个非诗主义诗人，就是此生全部的幸福与幸运。
被流放的诗歌精神——那种镇定自若、温暖祥和、正义凛然、顺应大道的宏伟诗篇，来自神性的博大胸怀，被天地精华哺育的饱满语言，在大地遭受蹂躏之后，在冬季倦怠的空田之上，已经随着春天的雷鸣和历史的车轮轰然到来。
非诗主义的归来就是诗歌精神再现大地的明证。
2005年2月10，大年初一，于石家庄齐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