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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的演讲结束后，赵北又主持了议员宣誓仪式，发了大烟瘾，无法参加会议，还有一些议员扔了证章不辞而别，使得议员人数减少了近十分之一，不过到底还是凑够了开院最低人数，倒是没有耽误选举各级民政长官。
按照赵北和黎元洪的约定，每个候选位置都有四名候选人，一人由湖北都督推荐，一人由湖北议长推荐，另外两人则由地方士绅共同推举，选举分两次，第一次淘汰得票数靠后的两名，第二次选举则在胜出的两人之间进行，得票多者即胜出，简单多数。
在赵北看来，这种选举办法确实太过简陋，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对于这个时代的国人来说，这已经是破天荒的壮举了。考虑到选举出来的人未必能让赵北满意，而且也未必都是共和分子，所以，在议院开院之前几天，赵北已抢先组建了“督政处”直辖于共和军总司令部，对所有的民政长官均有法律上的监督权，而且只对总司令一人负责，这个部门是专门用来监督官员的，表面上是防止官员贪赃枉法，但同时更是赵北的一条看门狗，负责搜集官员们的黑材料，必要时就能派上用场。
对于督政处的存在，黎元洪等人曾表示过异议，但赵北一句“肃贪”就将所有的异议压了下去。
其实，赵北自己也想这么麻烦，他很想做一个军事强人，大权独揽，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很清楚这个时代革命者的口号是什么，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控制民政事务，或许，等他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现在他还是“革命先锋”如果硬学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么，革命者的下一个革命对象恐怕就是他赵北了。
但另一方面，对于地方自治，赵北却是完全放手，由各地方军政分府自行处理，在他看来，中国地方太大，各地民情、风俗、习惯、经济各有特点，事无巨细的举国一盘棋是不现实的，与其摁着牛头强饮，倒不如由他们自己去办，办不好是他们的过错，办好了利国利民，也可减少省政府的财政开支，何乐而不为？而且现在基层干部严重不足，仅靠军政府派遣官员根本无法满足地方政务需要，与其大包大揽，还不如暂时放权，扩大军政府地统治基础。
以县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这并不是军政府的创举，早在几年前，清廷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但那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里头的关键是要防止土豪劣绅把持地方。
自从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乡村的“痞化”就已加速“书呆子”士绅纷纷跑到城里谋生糊口，这些人虽然迂腐，但好歹还有那么点礼义廉耻，又没有什么政界背景，不敢放肆欺压百姓，平时百姓遇到冤屈，也可请他们出面代为申冤，这些人可称“良绅”他们也正是封建时代各个王朝维持基层秩序的基石，什么时候他们消失了，什么时候乡村就会“盗匪”纷起，因为百姓已无处申冤，社会的顶层与底层发生断裂，坍塌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些良绅家境通常都不怎么样，唯一地发迹途径就是科举，科举一废，縻食无着，他们就只能跑去城市谋求出路；至于那些没去城里谋生的士绅，因为家境好，甚至就是官宦人家，不需为衣食发愁，不需为前途奔忙，他们也就没必要用心读书，平日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这就是所谓的“劣绅”这些人仗着财势，鱼肉乡里，横行一方，如果地方自治权利落在他们手里，将对赵北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对此，不得不防。
但目前来说，赵北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去阻止劣绅把持乡村，数千年地宗法制度已将底层百姓变得麻木不仁，民智不开，就无法指望百姓与乡绅对抗“锄社”虽已在几个试点建立起来，但目前还无法承担改造农村的任务。现在暂时只能寄希望于尽快将时政宣讲员派到乡村，以便将社会底层与顶层重新连接起来，使得下情能够上达，改变清末以来那种“瞒上欺下”的局面。
一个农业社会。在向工业化迈进地时候。必然会出现许多丑恶现象。作为穿越者。所能做地就是将其限制在最低程度。不使其腐蚀社会肌体。彻底消灭是不现实地。那只会使人走火入魔。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应急手段。必然有它地缺点。但瑕不掩瑜。地方自治所带来地好处也是必须考虑地。军政府地统治基础需要扩大。必须将乡村里地缙绅力量吸收进军政府。因为他们才是这个时代乡村力量地代表。他们不仅控制着乡村地全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同时也控制着全部地社会资源。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乡村地“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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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的演讲结束后，赵北又主持了议员宣誓仪式，发了大烟瘾，无法参加会议，还有一些议员扔了证章不辞而别，使得议员人数减少了近十分之一，不过到底还是凑够了开院最低人数，倒是没有耽误选举各级民政长官。
按照赵北和黎元洪的约定，每个候选位置都有四名候选人，一人由湖北都督推荐，一人由湖北议长推荐，另外两人则由地方士绅共同推举，选举分两次，第一次淘汰得票数靠后的两名，第二次选举则在胜出的两人之间进行，得票多者即胜出，简单多数。
在赵北看来，这种选举办法确实太过简陋，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对于这个时代的国人来说，这已经是破天荒的壮举了。考虑到选举出来的人未必能让赵北满意，而且也未必都是共和分子，所以，在议院开院之前几天，赵北已抢先组建了“督政处”直辖于共和军总司令部，对所有的民政长官均有法律上的监督权，而且只对总司令一人负责，这个部门是专门用来监督官员的，表面上是防止官员贪赃枉法，但同时更是赵北的一条看门狗，负责搜集官员们的黑材料，必要时就能派上用场。
对于督政处的存在，黎元洪等人曾表示过异议，但赵北一句“肃贪”就将所有的异议压了下去。
其实，赵北自己也想这么麻烦，他很想做一个军事强人，大权独揽，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穿越者，他很清楚这个时代革命者的口号是什么，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来控制民政事务，或许，等他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现在他还是“革命先锋”如果硬学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么，革命者的下一个革命对象恐怕就是他赵北了。
但另一方面，对于地方自治，赵北却是完全放手，由各地方军政分府自行处理，在他看来，中国地方太大，各地民情、风俗、习惯、经济各有特点，事无巨细的举国一盘棋是不现实的，与其摁着牛头强饮，倒不如由他们自己去办，办不好是他们的过错，办好了利国利民，也可减少省政府的财政开支，何乐而不为？而且现在基层干部严重不足，仅靠军政府派遣官员根本无法满足地方政务需要，与其大包大揽，还不如暂时放权，扩大军政府地统治基础。
以县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这并不是军政府的创举，早在几年前，清廷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但那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里头的关键是要防止土豪劣绅把持地方。
自从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乡村的“痞化”就已加速“书呆子”士绅纷纷跑到城里谋生糊口，这些人虽然迂腐，但好歹还有那么点礼义廉耻，又没有什么政界背景，不敢放肆欺压百姓，平时百姓遇到冤屈，也可请他们出面代为申冤，这些人可称“良绅”他们也正是封建时代各个王朝维持基层秩序的基石，什么时候他们消失了，什么时候乡村就会“盗匪”纷起，因为百姓已无处申冤，社会的顶层与底层发生断裂，坍塌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些良绅家境通常都不怎么样，唯一地发迹途径就是科举，科举一废，縻食无着，他们就只能跑去城市谋求出路；至于那些没去城里谋生的士绅，因为家境好，甚至就是官宦人家，不需为衣食发愁，不需为前途奔忙，他们也就没必要用心读书，平日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这就是所谓的“劣绅”这些人仗着财势，鱼肉乡里，横行一方，如果地方自治权利落在他们手里，将对赵北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对此，不得不防。
但目前来说，赵北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去阻止劣绅把持乡村，数千年地宗法制度已将底层百姓变得麻木不仁，民智不开，就无法指望百姓与乡绅对抗“锄社”虽已在几个试点建立起来，但目前还无法承担改造农村的任务。现在暂时只能寄希望于尽快将时政宣讲员派到乡村，以便将社会底层与顶层重新连接起来，使得下情能够上达，改变清末以来那种“瞒上欺下”的局面。
一个农业社会。在向工业化迈进地时候。必然会出现许多丑恶现象。作为穿越者。所能做地就是将其限制在最低程度。不使其腐蚀社会肌体。彻底消灭是不现实地。那只会使人走火入魔。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应急手段。必然有它地缺点。但瑕不掩瑜。地方自治所带来地好处也是必须考虑地。军政府地统治基础需要扩大。必须将乡村里地缙绅力量吸收进军政府。因为他们才是这个时代乡村力量地代表。他们不仅控制着乡村地全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同时也控制着全部地社会资源。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乡村地“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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