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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药、扎针，被母亲逼着、被医生哄着，白的黑的红的黄的各种样式的药丸、粗的细的铁的银的针头我都领教过了。吃完了药扎完了针，我就躺在一个小床上昏天黑地地睡。那个小床一米多长，四条腿矮矮的，麻绳攀着窄窄的木框，可以很容易地随处搬动。白天大人干活累了可以坐着休息，晚上小孩可以躺着睡觉，母亲叫它坐床，我和妹妹晚上经常为争夺坐床发生争执。这个绳攀的软软的坐床，成了一个四五岁男孩童年的病榻。
我说话比较晚，晚到上学之后还不会叫一声娘。所以身体不舒服也不会说，只知道眼泪鼻涕地哭，然后，干活回来的母亲给我擤去鼻涕擦干眼泪，摸摸我的脑门，再摸摸自己的脑门，就去请赤脚医生，再然后就是在白瓷碗里研碎更白的药丸，捏着鼻子往我嘴里灌药，或者就是一个铁的东西往屁股上扎，母亲常常拿吃药扎针让我选择，我觉得选择哪一样都很痛苦，就攥紧小拳头拼命嚎叫，屁股的肌肉紧紧的，竟然让医生几次用力才深深地扎进去。
一次，吃药扎针之后，母亲让我躺在坐床上，按按两边的被角，转身又去队里干活去了。我觉得我有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躺在云层上，飘啊飘，不知飘向何方，有时又觉得一下掉进深渊，身子飞速下沉。我想这就是即将死去的感觉吗？于是心里极度恐慌，就极力睁开眼睛。在昏黄的视线里，我看到房梁上是热闹的街市，赶场的卖东西的，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想喊又喊不出，嚎也嚎不出。
醒来之后，我还是躺在坐床里，但我发现这个身下的坐床在飞快的移动。原来母亲在我昏迷之后，丢了魂地哭喊。生产队队长命令拉土的马车立即送我去公社医院，一车黄土都没有来得及卸掉，坐床短短的四条腿牢牢地插进松软的黄土里。半路上，我感觉身子从未有过的轻松，就折身坐了起来，把守护我的母亲和叔叔大爷们吓了一跳。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我的憨儿啊，你的魂儿刚才哪里去了，你快把娘吓死了，啊啊。
第一次到了这个叫公社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不是草房泥墙的砖瓦房屋，第一次目睹那个绿色的江淮平头汽车。后来，童年伙伴给我描述的他见过的那个长鼻子大耳朵的解放汽车，我总觉得他说的和我见过的不一样，是吹牛，是天方夜谭。
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给我量体温听脉搏，很温和地问这问那，因为我还不会说话，母亲小心翼翼地代我回答。我很恐慌的望着医生，医生很慈祥，像个阿姨。当晚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也赶回来了，才知道这位温和的医生是父亲的高小同学。后来父亲让我喊他王叔，一直喊他到退休，喊到去世。
王叔笑着说，孩子没病没烧的，看啥病啊，语气里有点责怪的意思。母亲颠来倒去地述说着刚才那惊魂的一幕，目的是想引起医生的重视。母亲执意要住院，所以王叔叔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间靠近医院食堂的病房。晚上王叔叔端来好多饭菜，馒头真白，菜好香。王叔叔还和父亲喝了一些酒。王叔叔很惊讶我那么大了还不会说话，还用镊子夹着我的舌头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王叔叔扎针的技术很高。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肌肤，挠一挠，有些痒，再轻轻地拍一下，等你感觉到拍一下的时候，针头就已经拔出来了。住院的那些日子，我总是依依呀呀地央求着母亲去请王叔扎针，王叔也从不拒绝，常常是喊着我的乳名微笑着走过来。
同病房的是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爬高上低的，很顽皮，于是，挨他妈妈的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的眼泪更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不敢看他妈妈的眼睛，他妈妈的眼睛很大，看你的时候，黑的白的都像在怒视着你。母亲说她长着一双牛眼，直直地，射人。后来叙家常，我们竟然还是远房表亲，我应该称呼她姑奶奶的。她的儿子得了一种肾病，要忌盐，就是不能吃咸的东西。我不知道天天不吃盐是什么滋味，但我偶然发现他偷偷钻到病房隔壁的医院食堂里，大把大把地抓盐往嘴里塞，才知道不吃盐的日子肯定很难受。
那个我叫他小表叔的肾病男孩，天天领着我在医院的拐拐角角疯玩，玩得他的小便漓漓啦啦地滴，玩得忘记了吃药忘记了扎针的痛苦。
一天黄昏，他哭喊着，踉踉跄跄跑进来，差点踢翻了他妈妈用砖头支起做饭的钢精锅。我们一起跑到医院大门外，那里围了一片人，黑压压的。人群中间一辆板车，板车上躺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堆破棉絮捂在男孩的腰际。医生摇头唏嘘，来晚了，来晚了。那个看不清脸面的妈妈，撕心裂肺地哭，长长的尾音，像唱戏一样。
从此，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懵懵懂懂地理解了什么是死亡。那个肾病小表叔可能也懂得了死亡的含义，以后，他再也不偷吃食堂的盐了。
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在七岁的时候，母亲说，我得了一场鸡心疯，来得很突然，正好好的就倒在坐床上，牙关紧闭，眯眼不挣。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东奔西跑拼命地撵公鸡，不管谁家的，逮着谁的是谁的。一个刚结婚的异姓叔叔逮住了他家的结婚用的长命鸡，来不及找菜刀，就用他的双手撕开了长命鸡的肚子，血淋淋地捂在我的胸膛上，然后再给我灌鸡血。那个没有长命的长命鸡，对于那位异姓叔叔来说，他一点忌讳都没有，而且他还为能救人一命感到高兴，因为他后来拒绝接受母亲给他得赔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办法治疗鸡心疯科学不科学，但那时我确实是用这种办法治好了。为此，我很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淳朴的乡情。
也许是在童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病都得完了，所以，在我离开童年的病榻之后，再也没有打过针吊过水，而且语言、智商恢复迅速，身体健硕如虎。而今，人到中年，使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内涵以及健康的重要意义。
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药、扎针，被母亲逼着、被医生哄着，白的黑的红的黄的各种样式的药丸、粗的细的铁的银的针头我都领教过了。吃完了药扎完了针，我就躺在一个小床上昏天黑地地睡。那个小床一米多长，四条腿矮矮的，麻绳攀着窄窄的木框，可以很容易地随处搬动。白天大人干活累了可以坐着休息，晚上小孩可以躺着睡觉，母亲叫它坐床，我和妹妹晚上经常为争夺坐床发生争执。这个绳攀的软软的坐床，成了一个四五岁男孩童年的病榻。
我说话比较晚，晚到上学之后还不会叫一声娘。所以身体不舒服也不会说，只知道眼泪鼻涕地哭，然后，干活回来的母亲给我擤去鼻涕擦干眼泪，摸摸我的脑门，再摸摸自己的脑门，就去请赤脚医生，再然后就是在白瓷碗里研碎更白的药丸，捏着鼻子往我嘴里灌药，或者就是一个铁的东西往屁股上扎，母亲常常拿吃药扎针让我选择，我觉得选择哪一样都很痛苦，就攥紧小拳头拼命嚎叫，屁股的肌肉紧紧的，竟然让医生几次用力才深深地扎进去。
一次，吃药扎针之后，母亲让我躺在坐床上，按按两边的被角，转身又去队里干活去了。我觉得我有时像一张薄薄的纸片，躺在云层上，飘啊飘，不知飘向何方，有时又觉得一下掉进深渊，身子飞速下沉。我想这就是即将死去的感觉吗？于是心里极度恐慌，就极力睁开眼睛。在昏黄的视线里，我看到房梁上是热闹的街市，赶场的卖东西的，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想喊又喊不出，嚎也嚎不出。
醒来之后，我还是躺在坐床里，但我发现这个身下的坐床在飞快的移动。原来母亲在我昏迷之后，丢了魂地哭喊。生产队队长命令拉土的马车立即送我去公社医院，一车黄土都没有来得及卸掉，坐床短短的四条腿牢牢地插进松软的黄土里。半路上，我感觉身子从未有过的轻松，就折身坐了起来，把守护我的母亲和叔叔大爷们吓了一跳。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我的憨儿啊，你的魂儿刚才哪里去了，你快把娘吓死了，啊啊。
第一次到了这个叫公社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不是草房泥墙的砖瓦房屋，第一次目睹那个绿色的江淮平头汽车。后来，童年伙伴给我描述的他见过的那个长鼻子大耳朵的解放汽车，我总觉得他说的和我见过的不一样，是吹牛，是天方夜谭。
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给我量体温听脉搏，很温和地问这问那，因为我还不会说话，母亲小心翼翼地代我回答。我很恐慌的望着医生，医生很慈祥，像个阿姨。当晚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也赶回来了，才知道这位温和的医生是父亲的高小同学。后来父亲让我喊他王叔，一直喊他到退休，喊到去世。
王叔笑着说，孩子没病没烧的，看啥病啊，语气里有点责怪的意思。母亲颠来倒去地述说着刚才那惊魂的一幕，目的是想引起医生的重视。母亲执意要住院，所以王叔叔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间靠近医院食堂的病房。晚上王叔叔端来好多饭菜，馒头真白，菜好香。王叔叔还和父亲喝了一些酒。王叔叔很惊讶我那么大了还不会说话，还用镊子夹着我的舌头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王叔叔扎针的技术很高。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肌肤，挠一挠，有些痒，再轻轻地拍一下，等你感觉到拍一下的时候，针头就已经拔出来了。住院的那些日子，我总是依依呀呀地央求着母亲去请王叔扎针，王叔也从不拒绝，常常是喊着我的乳名微笑着走过来。
同病房的是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爬高上低的，很顽皮，于是，挨他妈妈的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的眼泪更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不敢看他妈妈的眼睛，他妈妈的眼睛很大，看你的时候，黑的白的都像在怒视着你。母亲说她长着一双牛眼，直直地，射人。后来叙家常，我们竟然还是远房表亲，我应该称呼她姑奶奶的。她的儿子得了一种肾病，要忌盐，就是不能吃咸的东西。我不知道天天不吃盐是什么滋味，但我偶然发现他偷偷钻到病房隔壁的医院食堂里，大把大把地抓盐往嘴里塞，才知道不吃盐的日子肯定很难受。
那个我叫他小表叔的肾病男孩，天天领着我在医院的拐拐角角疯玩，玩得他的小便漓漓啦啦地滴，玩得忘记了吃药忘记了扎针的痛苦。
一天黄昏，他哭喊着，踉踉跄跄跑进来，差点踢翻了他妈妈用砖头支起做饭的钢精锅。我们一起跑到医院大门外，那里围了一片人，黑压压的。人群中间一辆板车，板车上躺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堆破棉絮捂在男孩的腰际。医生摇头唏嘘，来晚了，来晚了。那个看不清脸面的妈妈，撕心裂肺地哭，长长的尾音，像唱戏一样。
从此，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懵懵懂懂地理解了什么是死亡。那个肾病小表叔可能也懂得了死亡的含义，以后，他再也不偷吃食堂的盐了。
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在七岁的时候，母亲说，我得了一场鸡心疯，来得很突然，正好好的就倒在坐床上，牙关紧闭，眯眼不挣。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东奔西跑拼命地撵公鸡，不管谁家的，逮着谁的是谁的。一个刚结婚的异姓叔叔逮住了他家的结婚用的长命鸡，来不及找菜刀，就用他的双手撕开了长命鸡的肚子，血淋淋地捂在我的胸膛上，然后再给我灌鸡血。那个没有长命的长命鸡，对于那位异姓叔叔来说，他一点忌讳都没有，而且他还为能救人一命感到高兴，因为他后来拒绝接受母亲给他得赔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种办法治疗鸡心疯科学不科学，但那时我确实是用这种办法治好了。为此，我很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淳朴的乡情。
也许是在童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病都得完了，所以，在我离开童年的病榻之后，再也没有打过针吊过水，而且语言、智商恢复迅速，身体健硕如虎。而今，人到中年，使我更懂得了生命的内涵以及健康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