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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
一
知道曲阜是因为她是孔子的故乡，也因为孔子的关系，便萌生了看曲阜、到曲阜看孔子的念头。
走进曲阜之前，曾经去过几个地方的文庙，但它们不仅没有使我产生走近了孔子的感觉，反倒使我觉得离孔子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于是，我决心再也不到那些复制、克隆、翻版的孔庙里去了，要去，就去曲阜那货真价实的孔庙，静静地坐在杏坛的石凳上，穿越时空的隧道，聆听孔子充满磁力的讲学声，聆听孔子弟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聆听从孔子手指间缓缓流淌而来的弦乐琴音，聆听孔子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周游历程
曲阜、孔子、孔庙，这些词汇一有机会就跃入我的脑海，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孔子情结”
四月份出差山东，忙完公事，终于有了机会了却这一桩心愿。
在前往曲阜的路上，我隔着车窗，久久地注视着窗外长长的林带，注视着远处时隐时现的青山，反反复复地想象着孔庙孔林的形貌，想象着孔子在杏坛传道受业解惑的场景，想象着孔子在花甲之年仍痴心不改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情景公路上车来车往，丰饶的土地上长满了庄稼，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一幅热闹富足的画面，显然与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五十五岁的孔子忧心忡忡地离开鲁国、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走、最终却心灰意冷返回鲁国的十四年游历生活相差太悬殊，我想象的空间被眼前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挤压、缩小，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无奈地归于失败，终于失望，这让我非常苦恼。
有句老话说，中国读书人拜孔子，如同西方人拜耶酥，佛教徒拜释迦牟尼（人们将耶酥、释迦牟尼和孔子合称为“世界三大圣人”），我曾怀疑把孔子和这些宗教领袖相提并论是否妥当，把读书人对于孔子的敬重之情和宗教情绪相提并论是否合适，但是当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规模的大大小小的文庙看到前往拜孔的络绎不绝的人流的时候，当我后来在孔庙看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一处而形成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是带了一种教徒般虔诚的信念来拜孔的。
大凡中国的庙宇，总是供奉着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神仙供虔诚的人们跪拜。只要人们的精神上有多少种需求，庙宇里就会有多少类可供跪拜的神仙，老百姓有求官、求财、求子、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求禄求寿求禧的愿望，庙宇里就有相应的保佑百姓实现这些愿望的神仙，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庙宇，总是神仙很多香火很旺。曾看到有的寺庙里烟雾缭绕，香火味呛得让人无法进入，但还是有大批的香客蜂拥而入。也许香客们跪拜神仙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下心愿，满足精神上的一点需求而已，跪拜之后，并不会有哪一位神仙因为谁烧了多少香捐了多少钱而在冥冥之中垂顾他、保佑他，人们自然更不会希望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神仙也变成卖官鬻爵坑蒙拐骗的投机分子，仅此而已；如果有人一定要抱着佛脚不放，那他即使烧再多的香也终将是徒劳。
在人们跪拜“神仙”的所有行为之中，我认为对孔子的跪拜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因为孔子是“圣人”而不是“神仙”孔子是来自于现实而不是来自于虚无。人们对孔子的跪拜，实质是在拜人而不是在拜神，是在表达一种对孔子这位先哲圣洁情怀、高尚道德的敬仰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爱之情，以此来宣泄潜意识中对知识的崇拜情绪。
二
曲阜到了。
当我们走在曲阜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群、一队队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满目探询、崇敬的神态的时候，内心顿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明白，这种感觉是孔子给我的，我应该感谢他，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因为是他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树起了汉文化的地位，是他举起了中华教育的一面大旗，为我们赢得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
虽然对曲阜这座小城没有多少了解，但我却知道，只要是来到曲阜的外地人，不论是成群结队还是三三两两，不论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少少，不论是来自天南海北还是国内国外，不论是专程来曲阜还是路过曲阜的人，都是要拜拜孔子的。这是曲阜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曲阜以她宽广的胸怀欢迎着来自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朋友，当我看到一爿爿店面上书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孔子名言的牌匾的时候，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曲阜的楼房不高，街道很宽，马路上人来人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城市的喧闹和拥挤，又不乏小城的富足和安康。我暗想，这也许正合孔子的口味吧？
走进孔庙，我才发现自己对孔庙的理解和想象显得多么地肤浅。孔庙壮丽辉煌，南北长一公里之多，东西宽百米有余，占地面积有三百多亩。建筑群都是模仿皇宫的形制，分为九进院落，左右对称排列，整个建筑群共有三大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共四百六十六间，另有五十四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孔庙宏大的规模，宏伟的气魄，都大大超过我的想象——我所理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想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心目中的孔庙，只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一块文化的圣地，一个文明的圣典！如今屹立在我眼前的这座庙宇，却是用这么多的宫殿、这么大的院落支撑着的，她显得威严而不可侵犯，和我想象中的可亲可敬的孔子格格不入，使我的心理猝不及防，思绪变得迷惘和混乱。
我就在这迷惘和混乱的思绪中跟随着人流不停地往前走
仰圣门、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奎文阁、大成殿、圣迹堂、诗礼堂一道道庄重的大门，一座座气派的殿堂，无声地显示着孔庙的威严；一个个肃穆而又蕴含深意的门名，又无不在诠释孔子学问高深。
“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太和元气”一个个门额和牌坊上的椽笔大字，不是御笔所赐，便是名人手书，也无不以相同的方式赞扬孔子学问渊博。
“褒成宣尼公”、“文圣尼公”、“邹国公”、“隆道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一个个封号——由后世帝王不断追加的封号，更是给予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树立为思想和文化的圣人、精神的偶像。
孔庙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木头，以及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数也数不清楚、上面码满了斑斑驳驳模糊难辨的各种书体的碑碣，都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收藏了孔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抚摩着它们，注视着它们，试图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可它们把孔庙千百年来的兴衰与荣辱只是刻在脸上，藏在心里，任由后人去想象和猜测。
所有孔庙历史的阴晴雨雪风霜雷电，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和研究去发现，而孔子却不知道——连一点知道的可能性都没有。
孔子好学，并且热切地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管理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但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县令，虽然政绩突出，后来也曾做到鲁摄相事，然而时间不长，他就看到了在鲁国并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现实，便辞了官职，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一批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十四年，也是不断进取、激励奋发的十四年，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理想的道路。孔子非常苦闷，在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由于在政治上又受到鲁国的冷遇，便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面，直到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的一生饱经忧患，壮志不得酬，尤其到晚年的时候，生活充满了凄凉，他一再对弟子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是的，精神的圣者和思想的巨人，由于思想过分超前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寂寞的，往往不能被人们理解，甚至不能被人们容纳。他们的孤独和寂寞，具有超时空的力量，即使是现在，我也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这座挤满了游人的庙宇，依靠着皇帝一级的规格，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而孔子生前却是那么地凄凄惨惨戚戚，郁郁不得志。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一些知心的弟子陪伴在身边，使他多少能够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还有心爱的文化教育事业，使他的精神脊梁能够坚强地挺立起来。只是这一切，好像都掩盖在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后，迷失在了历史的尘雾之中，遗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外。
三
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理想上下求索却又颠沛流离甚至狼狈不堪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社稷苍生东西奔波而痴心不改甚至充满侠义气概的孔子。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被国君和大臣猜忌，被乱兵围困，被百姓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被楚国的隐士接舆大泼凉水：“你过去糊里糊涂就算了吧，以后你可改了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可是非常地危险啊！”但他依然带着弟子们不停地向前奔波，他要找到明君，他要救世，他放不下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一支离开弓弦的利箭，永不回头地向前赶。
我不由想起子贡对鲁哀公温和而又十分深刻的批评。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写了诔词表示哀悼：“上天不善啊！不留下一个老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位，我孤零零地感到内疚。啊！多么悲痛！尼父（对孔子的尊称）啊！”对此，子贡批评说：“你们在我老师活着的时候不重用他，却在死后送来了陈述他德行的诔词，这是非礼的！”
可是在当时，除了孔子及其弟子之外，又有谁能真正懂得孔子的价值呢？鲁哀公的诔词，究竟是出于真诚的悔意，还是例行公事的手续？我们都无从了解。
可是，身后的孔子却享受了无比的尊荣与富贵，这和他生前所受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住宅，在他身后一年便被改建成了祭祀他的庙宇，并经历朝历代扩建，变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体制完备、气势煊赫的庙宇殿堂；他的学术思想，也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被不断地引申和注释，形成了一门门砖头厚的学问，他被皇帝们一个个地朝拜，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认为，当统治者把这个院落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保存下来，当他们依照皇宫的样子把它不断扩建的时候，孔子和他所代表的的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和蔼可亲的面目，失去了血肉丰满的本色。统治者还将他们不断修正、不断异化，使其像宫廷一样严整刻板，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这个修建得密不透风的高墙大院，一进庭院套着一进庭院，不论是形制还是牌匾器物，都被封建统治者的思维和思想彻头彻尾格式化。他们从孔子的言论中抽取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几个他们喜欢的词语，剔除了他们不需要的其他内容，然后将这几个词语加以引申、阐发，并通过一整套的礼仪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庙宇殿堂，使其显得威严、超凡、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孔子崇尚礼治，并不是要求人们墨守周代的礼法，也不是要求臣子对君主无条件服从；他认为遵循周礼要有所“损益”即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合理的增减。他强调大臣要“事君以忠”同时还提出将“以道事君”作为更高的要求，就是依据道德、是非标准来辅佐君主，而不是惟君命是从，阿谀逢迎。子路问孔子如何事君，他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对君主不可阳奉阴违，迎合欺瞒；如果君主有过错，大臣应该犯颜直谏，加以规劝。可是经过统治者的修正之后，变了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霉味便像空气一样弥漫于整个孔庙，然后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向四处扩散，扩散到疆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民的每一滴血液，外化于人民的每一个动作，不断地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不会想到后代帝王们会如此抬举他、折腾他。否则，他也就不会一再对着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孔子生前的不幸，是中国文化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孔子身后的辉煌，是学术思想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丧失自由的精神，丧失批判的使命，沦为专制统治工具的过程。而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被秦始皇当作异端残暴地焚烧，孔子的学术思想被学者们误解而当作封建体制的化身粗暴地批判，被全国人民当作反动思想的根源而疯狂地颠覆，这些不幸，是传统文化被强权蹂躏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不幸身世不幸命运的缩影。
四
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在外交上对齐国取得了“夹谷之会”的胜利，在内政方面通过“堕三都”、诛杀大夫少正卯等措施打击了割据势力，使鲁国的政事大有起色。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对鲁国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鲁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齐国便投其所好，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辆华丽的马车。季桓子果然被齐国的糖衣炮弹击倒，不理朝政，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
孔子的弟子们见此情景，便劝他离开鲁国。孔子认为还应该等一等，因为不久就要举行郊礼，如果执政者在祭天后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这时的身份已为大夫），可见还尊敬从政的大夫，这样他可以留下来。不久举行郊礼，祭祀用的肉没有分给孔子，这时孔子便感到自己在鲁国已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毅然辞去职务，带着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
君主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国家，这是孔子终身研究的课题，他崇尚礼治，反对苛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待民。他恳切地希望能为统治者服务，能通过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当他接触了一个又一个的君主后，他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庸俗虚伪，不可理喻，他对...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
一
知道曲阜是因为她是孔子的故乡，也因为孔子的关系，便萌生了看曲阜、到曲阜看孔子的念头。
走进曲阜之前，曾经去过几个地方的文庙，但它们不仅没有使我产生走近了孔子的感觉，反倒使我觉得离孔子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于是，我决心再也不到那些复制、克隆、翻版的孔庙里去了，要去，就去曲阜那货真价实的孔庙，静静地坐在杏坛的石凳上，穿越时空的隧道，聆听孔子充满磁力的讲学声，聆听孔子弟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聆听从孔子手指间缓缓流淌而来的弦乐琴音，聆听孔子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周游历程
曲阜、孔子、孔庙，这些词汇一有机会就跃入我的脑海，在我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孔子情结”
四月份出差山东，忙完公事，终于有了机会了却这一桩心愿。
在前往曲阜的路上，我隔着车窗，久久地注视着窗外长长的林带，注视着远处时隐时现的青山，反反复复地想象着孔庙孔林的形貌，想象着孔子在杏坛传道受业解惑的场景，想象着孔子在花甲之年仍痴心不改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的情景公路上车来车往，丰饶的土地上长满了庄稼，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一幅热闹富足的画面，显然与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五十五岁的孔子忧心忡忡地离开鲁国、风尘仆仆地东奔西走、最终却心灰意冷返回鲁国的十四年游历生活相差太悬殊，我想象的空间被眼前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挤压、缩小，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无奈地归于失败，终于失望，这让我非常苦恼。
有句老话说，中国读书人拜孔子，如同西方人拜耶酥，佛教徒拜释迦牟尼（人们将耶酥、释迦牟尼和孔子合称为“世界三大圣人”），我曾怀疑把孔子和这些宗教领袖相提并论是否妥当，把读书人对于孔子的敬重之情和宗教情绪相提并论是否合适，但是当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规模的大大小小的文庙看到前往拜孔的络绎不绝的人流的时候，当我后来在孔庙看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一处而形成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是带了一种教徒般虔诚的信念来拜孔的。
大凡中国的庙宇，总是供奉着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神仙供虔诚的人们跪拜。只要人们的精神上有多少种需求，庙宇里就会有多少类可供跪拜的神仙，老百姓有求官、求财、求子、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求禄求寿求禧的愿望，庙宇里就有相应的保佑百姓实现这些愿望的神仙，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庙宇，总是神仙很多香火很旺。曾看到有的寺庙里烟雾缭绕，香火味呛得让人无法进入，但还是有大批的香客蜂拥而入。也许香客们跪拜神仙仅仅是为了表达一下心愿，满足精神上的一点需求而已，跪拜之后，并不会有哪一位神仙因为谁烧了多少香捐了多少钱而在冥冥之中垂顾他、保佑他，人们自然更不会希望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神仙也变成卖官鬻爵坑蒙拐骗的投机分子，仅此而已；如果有人一定要抱着佛脚不放，那他即使烧再多的香也终将是徒劳。
在人们跪拜“神仙”的所有行为之中，我认为对孔子的跪拜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因为孔子是“圣人”而不是“神仙”孔子是来自于现实而不是来自于虚无。人们对孔子的跪拜，实质是在拜人而不是在拜神，是在表达一种对孔子这位先哲圣洁情怀、高尚道德的敬仰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爱之情，以此来宣泄潜意识中对知识的崇拜情绪。
二
曲阜到了。
当我们走在曲阜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群、一队队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满目探询、崇敬的神态的时候，内心顿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明白，这种感觉是孔子给我的，我应该感谢他，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因为是他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树起了汉文化的地位，是他举起了中华教育的一面大旗，为我们赢得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
虽然对曲阜这座小城没有多少了解，但我却知道，只要是来到曲阜的外地人，不论是成群结队还是三三两两，不论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少少，不论是来自天南海北还是国内国外，不论是专程来曲阜还是路过曲阜的人，都是要拜拜孔子的。这是曲阜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曲阜以她宽广的胸怀欢迎着来自于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朋友，当我看到一爿爿店面上书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孔子名言的牌匾的时候，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曲阜的楼房不高，街道很宽，马路上人来人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城市的喧闹和拥挤，又不乏小城的富足和安康。我暗想，这也许正合孔子的口味吧？
走进孔庙，我才发现自己对孔庙的理解和想象显得多么地肤浅。孔庙壮丽辉煌，南北长一公里之多，东西宽百米有余，占地面积有三百多亩。建筑群都是模仿皇宫的形制，分为九进院落，左右对称排列，整个建筑群共有三大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共四百六十六间，另有五十四座门坊，两千多块碑碣。孔庙宏大的规模，宏伟的气魄，都大大超过我的想象——我所理解的世界文化遗产，我想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心目中的孔庙，只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一块文化的圣地，一个文明的圣典！如今屹立在我眼前的这座庙宇，却是用这么多的宫殿、这么大的院落支撑着的，她显得威严而不可侵犯，和我想象中的可亲可敬的孔子格格不入，使我的心理猝不及防，思绪变得迷惘和混乱。
我就在这迷惘和混乱的思绪中跟随着人流不停地往前走
仰圣门、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奎文阁、大成殿、圣迹堂、诗礼堂一道道庄重的大门，一座座气派的殿堂，无声地显示着孔庙的威严；一个个肃穆而又蕴含深意的门名，又无不在诠释孔子学问高深。
“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太和元气”一个个门额和牌坊上的椽笔大字，不是御笔所赐，便是名人手书，也无不以相同的方式赞扬孔子学问渊博。
“褒成宣尼公”、“文圣尼公”、“邹国公”、“隆道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一个个封号——由后世帝王不断追加的封号，更是给予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他树立为思想和文化的圣人、精神的偶像。
孔庙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木头，以及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数也数不清楚、上面码满了斑斑驳驳模糊难辨的各种书体的碑碣，都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它们也都收藏了孔庙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流，抚摩着它们，注视着它们，试图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可它们把孔庙千百年来的兴衰与荣辱只是刻在脸上，藏在心里，任由后人去想象和猜测。
所有孔庙历史的阴晴雨雪风霜雷电，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和研究去发现，而孔子却不知道——连一点知道的可能性都没有。
孔子好学，并且热切地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自己管理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但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县令，虽然政绩突出，后来也曾做到鲁摄相事，然而时间不长，他就看到了在鲁国并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现实，便辞了官职，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一批弟子，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行。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是漂泊不定、颠沛流离的十四年，也是不断进取、激励奋发的十四年，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理想的道路。孔子非常苦闷，在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由于在政治上又受到鲁国的冷遇，便把几乎全部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事业上面，直到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的一生饱经忧患，壮志不得酬，尤其到晚年的时候，生活充满了凄凉，他一再对弟子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是的，精神的圣者和思想的巨人，由于思想过分超前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寂寞的，往往不能被人们理解，甚至不能被人们容纳。他们的孤独和寂寞，具有超时空的力量，即使是现在，我也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这座挤满了游人的庙宇，依靠着皇帝一级的规格，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而孔子生前却是那么地凄凄惨惨戚戚，郁郁不得志。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一些知心的弟子陪伴在身边，使他多少能够感受到人情的温暖，还有心爱的文化教育事业，使他的精神脊梁能够坚强地挺立起来。只是这一切，好像都掩盖在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后，迷失在了历史的尘雾之中，遗忘在了人们的记忆之外。
三
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理想上下求索却又颠沛流离甚至狼狈不堪的孔子，一个曾经为社稷苍生东西奔波而痴心不改甚至充满侠义气概的孔子。孔子和弟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被国君和大臣猜忌，被乱兵围困，被百姓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被楚国的隐士接舆大泼凉水：“你过去糊里糊涂就算了吧，以后你可改了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可是非常地危险啊！”但他依然带着弟子们不停地向前奔波，他要找到明君，他要救世，他放不下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像一支离开弓弦的利箭，永不回头地向前赶。
我不由想起子贡对鲁哀公温和而又十分深刻的批评。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写了诔词表示哀悼：“上天不善啊！不留下一个老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位，我孤零零地感到内疚。啊！多么悲痛！尼父（对孔子的尊称）啊！”对此，子贡批评说：“你们在我老师活着的时候不重用他，却在死后送来了陈述他德行的诔词，这是非礼的！”
可是在当时，除了孔子及其弟子之外，又有谁能真正懂得孔子的价值呢？鲁哀公的诔词，究竟是出于真诚的悔意，还是例行公事的手续？我们都无从了解。
可是，身后的孔子却享受了无比的尊荣与富贵，这和他生前所受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住宅，在他身后一年便被改建成了祭祀他的庙宇，并经历朝历代扩建，变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体制完备、气势煊赫的庙宇殿堂；他的学术思想，也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被不断地引申和注释，形成了一门门砖头厚的学问，他被皇帝们一个个地朝拜，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认为，当统治者把这个院落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保存下来，当他们依照皇宫的样子把它不断扩建的时候，孔子和他所代表的的儒家文化便失去了和蔼可亲的面目，失去了血肉丰满的本色。统治者还将他们不断修正、不断异化，使其像宫廷一样严整刻板，充满了官僚习气，充满了强权个性。这个修建得密不透风的高墙大院，一进庭院套着一进庭院，不论是形制还是牌匾器物，都被封建统治者的思维和思想彻头彻尾格式化。他们从孔子的言论中抽取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几个他们喜欢的词语，剔除了他们不需要的其他内容，然后将这几个词语加以引申、阐发，并通过一整套的礼仪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庙宇殿堂，使其显得威严、超凡、神圣不可侵犯。事实上，孔子崇尚礼治，并不是要求人们墨守周代的礼法，也不是要求臣子对君主无条件服从；他认为遵循周礼要有所“损益”即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合理的增减。他强调大臣要“事君以忠”同时还提出将“以道事君”作为更高的要求，就是依据道德、是非标准来辅佐君主，而不是惟君命是从，阿谀逢迎。子路问孔子如何事君，他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对君主不可阳奉阴违，迎合欺瞒；如果君主有过错，大臣应该犯颜直谏，加以规劝。可是经过统治者的修正之后，变了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霉味便像空气一样弥漫于整个孔庙，然后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向四处扩散，扩散到疆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民的每一滴血液，外化于人民的每一个动作，不断地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也不会想到后代帝王们会如此抬举他、折腾他。否则，他也就不会一再对着子贡叹息：“泰山要倒了，栋梁要坏了，哲人要像草木一样枯萎了”“天下无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谁能崇信我”
孔子生前的不幸，是中国文化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孔子身后的辉煌，是学术思想逐渐丧失独立的个性，丧失自由的精神，丧失批判的使命，沦为专制统治工具的过程。而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被秦始皇当作异端残暴地焚烧，孔子的学术思想被学者们误解而当作封建体制的化身粗暴地批判，被全国人民当作反动思想的根源而疯狂地颠覆，这些不幸，是传统文化被强权蹂躏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不幸身世不幸命运的缩影。
四
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在外交上对齐国取得了“夹谷之会”的胜利，在内政方面通过“堕三都”、诛杀大夫少正卯等措施打击了割据势力，使鲁国的政事大有起色。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对鲁国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鲁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都是喜好声色犬马之辈，齐国便投其所好，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辆华丽的马车。季桓子果然被齐国的糖衣炮弹击倒，不理朝政，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
孔子的弟子们见此情景，便劝他离开鲁国。孔子认为还应该等一等，因为不久就要举行郊礼，如果执政者在祭天后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这时的身份已为大夫），可见还尊敬从政的大夫，这样他可以留下来。不久举行郊礼，祭祀用的肉没有分给孔子，这时孔子便感到自己在鲁国已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毅然辞去职务，带着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
君主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国家，这是孔子终身研究的课题，他崇尚礼治，反对苛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待民。他恳切地希望能为统治者服务，能通过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当他接触了一个又一个的君主后，他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庸俗虚伪，不可理喻，他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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