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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想方设法吞并别的国家的土地，削弱别的国家的实力。而魏国新政权的巩固要求改革以图强，于是，魏文侯招才纳贤，任用李悝为相，试行变法。
李悝，魏国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相关史料记载，李悝出身于山西运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成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而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当时常因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得到魏文侯的推崇，魏文侯后将子夏邀请到魏国，让他在西河聚徒讲学。当时跟随子夏的学生有三百多人，形成“西河学派”，名噪一时。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悝成为子夏的得意门生。后来，子夏的弟子中，比较有名气的都被魏文侯收归麾下，李悝由此得到魏文侯的赏识，被任命为相，试行变法，从此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之先河。
“尽地利之教”以励民
李悝生活的时代，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农业如果受危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李悝根据魏国土地的实际情况，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使魏文侯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李悝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首先鼓励农民多种杂粮，深耕细作。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的税，其余的剩余产品都归自己所有。由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增。没过几年，魏国粮食增加，国力渐强。
“平籴”为免伤民
年景好的时候，农民手头的粮食很多，不容易卖出去，即使卖出去了，也只能以低价出卖。一旦到了灾年，粮食大量减产，粮食价格就会一路飙升，这样就会使很多不种地的居民买不起粮食，从而必然导致百姓离散国家贫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李悝采取“平籴法”，在好年份里，由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坏年份里，官府则按平价把粮食卖给百姓，粮食价格变得相对稳定。这以后，即使遇上饥荒年月，百姓也不会离散各地。魏国很快就走向了安定和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的诸侯国。
夺“淫人”之禄以广招贤士
魏文侯跟李悝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在魏文侯看来，自己赏罚得当，按理说天下贤士应该纷纷而来，可实际情况是没有多少人来。他还认为自己爱护百姓，百姓应该满意才是，可百姓还是少不了抱怨。对于这种状况，魏文侯很是费解。李悝趁机向魏文侯指出世卿世禄制的弊端，又向魏文侯提议，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取消那些“淫人”（李悝对世袭贵族的称呼）的俸禄，用以招揽天下有志之士。权衡利弊后，魏文侯最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全国推行这项新法令，不论出身门第，广招天下贤士。一时间，四方人才竞相归附，一大批怀有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才华的有才之士，得以顺利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并非出身魏国的精英人物，如乐羊和段干木等人，也先后融入了魏国改革的大潮，在魏国的崛起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著《法经》，固成果
由于魏文侯的大力支持，李悝大刀阔斧，变法效果显著。但是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必然遭到世袭贵族的强烈反抗，致使变法遭遇强大的阻力。为了巩固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了变法的继续推行，李悝研究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制定了《法经》。为使《法经》真正行之有效，李悝又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它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变法成果，并保证变法的继续进行。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人，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据史料记载，吴起曾到鲁国拜孔子的弟子曾参为师。后来母亲去世，为了“誓为卿相”的誓言，吴起没有回家居丧。而曾参是个大孝子，在他看来，吴起不为母亲服丧，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曾参同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将其赶出了师门。
吴起转而钻研兵法，来到鲁国，正赶上鲁穆公改革内政，吴起就留在了鲁国。后来齐国大军压境，鲁穆公想用吴起为将，又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吴起即回家杀死妻子以表明自己绝齐的心迹，随后率大军大败齐军。后遭鲁穆公猜忌，当时魏文侯招贤纳士，吴起于是离开鲁国，辗转来到魏国。魏文侯十分爱惜人才，当时，在他身边已经聚集了卜子夏段干木魏成子乐羊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对于吴起的到来，魏文侯十分重视，先任他为将军，后又破格提拔为西河守。
在魏文侯的重用下，吴起的军事才能尽显，政绩显赫。在镇守西河的军事实践中，吴起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军事观点和战略思想。在治军方面，吴起则提出“教戒为先”的思想，提倡教育和军纪厚赏和严惩用兵和爱兵相结合。而吴起创立的武卒制的实行，则大大提高了魏国军队的体能和战斗力，从魏文侯到魏武侯，再到魏惠王，魏国军队在一系列诸侯争夺战中所向披靡，形成了独霸中原的局面。
文侯死，公叔嫉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以德高望重的田文为相。后来田文死了，公叔为相。公叔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功勋卓著的吴起对他而言，就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和无形的压力，整天忧心忡忡，长吁短叹。于是公叔千方百计排挤吴起。后来在仆人的策划下，公叔设计离间了魏武侯和吴起。魏武侯对吴起日渐疏远，君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吴起害怕遭受陷害，于是离开魏国，一路狂奔，逃到了楚国。
大刀阔斧行新法
当时的楚国，经济落后，国力孱弱。楚悼王继位后，魏赵韩等国每年都来入侵。万般无奈之下，楚悼王只得用重金求助于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得以跟魏赵韩讲和。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恰在他思贤若渴热切盼望变法图强的人才之时，吴起来到了楚国。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看到了振兴国家的希望，马上封他为宰相，主持变法。
在楚悼王的倾力支持下，吴起大刀阔斧，进行变法。没过多久，楚国落后的局面就大为改观，其军事力量也迅速增强。据史书记载，变法后的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时间，楚国名声威震四方，中原诸侯各国无不刮目相看。
身遭射杀变法止
吴起变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特权，严重危害了旧贵族势力的利益，楚国的贵戚大臣都想杀他而后快。新法推行了一年多，楚悼王死去，楚国的贵戚大臣们趁机作乱，群起围攻吴起。吴起最终寡不敌众，在无处可逃的时候，转身冲进楚悼王的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以期躲避众人的追击。众人略微迟疑了片刻，纷纷举起手中的弓箭向吴起射去。吴起身中数箭而亡。
旧贵族们的箭在射死吴起的同时，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按当时楚国的法律：加兵于王尸者，罪及三族。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即位后，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多家旧贵族全部被诛灭。
公元前0年，赵武灵王采取军事改革措施，学习西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学习骑马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一心想着发奋图强，他对谋士楼缓说：“我赵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国林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部族。如果不发奋图强，加紧军事装备，武装国防军队，随时会被邻国偷袭过来。要发奋图强，就得采取军事改革措施。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宽袖口，干活打仗，都不太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穿皮靴子，行动方便灵活。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你看怎么样？”
谋士楼缓听了很赞成，他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饰，就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步兵，进攻冲锋缓慢，就是打败游牧族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马跑得快，很难追上他们；即使马拉车，道路不好走，也是追不上他们；但是，我军又不会骑马打仗。要想学穿胡人的服饰，就得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有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只得再找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说：“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不决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改革而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赞成军事改革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身穿胡人的服装，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油，穿着胡服，都吓得不得了。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一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本民族的服装，岂不是丢脸么！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对，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
赵武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成，对他反复地讲解改穿胡服骑射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新式胡服。次日朝会上，文官武将一见老将赵成也穿起胡服来上朝了，都没有话说，只好改穿胡服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次年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队打败邻近的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几个游牧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收服了。赵国从此兴盛强大起来，可以对付当时的霸主国了。
商鞅，战国时期卫国国君的后代，称卫鞅；又因为他姓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年轻的时候喜欢法律，当时在魏国宰相公叔座的门下任职。公叔座非常看重商鞅，觉得他年轻有为，是栋梁之才，后来在临终之前把他推荐给了魏惠王。当时商鞅还不到0岁，在魏惠王的眼里，商鞅既年轻，地位又低，历练也不够，所以一直没有重用他。后来，商鞅得知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消息，就发奋图强，离开魏国，来到秦国。商鞅先是跟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联系，后通过景监的引荐，得以受到秦孝公的接见。在秦孝公面前，商鞅慷慨陈词，把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的理论陈述与孝公，孝公听了大喜，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立木取信
新法令尚未公布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令人在国都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能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赏赐十两黄金。一开始，根本就没人相信，大家都以为商鞅在开玩笑。于是商鞅又宣布只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五十两黄金。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之下，终于有一个人动心了，这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搬到了北门，结果商鞅当即赏了此人五十两黄金。此事使商鞅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言出必行的形象，获得了百姓对变法的理解和信任，使得新法令得以顺利发布和实施。
新法初行遭阻挠
在秦孝公刚刚决定变法之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曾有人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的新法令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以战功授奖的爵位等级秩序，这严重触动了贵族宗室的利益，使他们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同时，连坐法的施行，使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因此，新法令一经颁布，即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商鞅在征得秦孝公的同意后，用严酷的手段进行了镇压。
孝公死，商鞅亡
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镇压贵族的势力，执法较严，积怨较多，加之他在秦孝公重病期间，一手操控秦国的军政大权，有些独断专行，这样难免引起秦国贵族的普遍怨恨，一时之间，“宗室贵戚多怨望”。
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继位。公子虔等人为报夙怨，乘机诬告商鞅有谋反的企图，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先是逃到了魏国，可是魏国人早已不接纳他。在魏国无存身之地的商鞅无奈之下返回自己的封地，组织了一批人马准备抵抗秦国军队，结果寡不敌众，被秦惠王抓获。
此时的秦国，新法令已经全面实施，改革也早已走上了正轨，效果日显。对新秦王而言，商鞅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再者，商鞅是先王的老臣，魏惠王处决他并不存在感情障碍。因而，秦惠王为了平息旧贵族势力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在下令处死了商鞅后，又对他施以“车裂“之刑，并灭其家族。
桑弘羊，汉武帝时的大臣。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岁时就被汉武帝召入宫廷做了侍中，由此步入朝廷的决策中枢。后来，国家库府余财用尽，财政上发生了困难，汉武帝便委任当时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和桑弘羊负责国家的财税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从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入手，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快就初见成效。三年后，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从此，桑弘羊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汉武帝委任桑弘羊代理大农令，承担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任。在此期间，桑弘羊大刀阔斧，在全国各地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重要政策。
力排众议站得稳
桑弘羊的抑商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时许多大地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一大批老官僚对他恨之入骨，不断找机会诋毁桑弘羊以泄私愤。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汉武帝就让百官去求雨。当时商人出身靠捐米做了官的卜式乘机向汉武帝说桑弘羊的坏话，卜式说国家应该靠租来吃饭，靠赋来穿衣，现在桑弘羊却开办官营工商业，靠贩卖货物求利，这样做既违背了祖宗的法规，又违背了天意，所以老天爷才不下雨。要是把他烹了，天就下雨了。结果汉武帝没有听这些人的话，依然重用桑弘羊，后来又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辅助丞相处理国家政务。
舌战群儒论盐铁
汉武帝去世后，刘弗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汉昭帝年幼，汉武帝临终时托命大将军大司马霍光车骑将军金日
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共同辅政。后来霍光独揽大权，而且主政思想和桑弘羊相左。霍光为了打倒长期掌握财经大权的桑弘羊，就以“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为由，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会上，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向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质询当时的经济政策，全盘否定汉武帝的一系列政策，坚决请求罢除盐铁酒肆均输，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论战。面对众儒生的唇枪舌剑，7岁高龄的桑弘羊从容应战，坚持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的观点，于金銮殿上舌战群儒。
燕王之变受牵连
桑弘羊对霍光的掌权本就不服气，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又遭到霍光的拒绝，因此对霍光的意见更大了。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就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对霍光的掌权也看不顺眼。后来，上官桀的孙女通过召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入宫被立为皇后。上官桀父子为答谢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封鄂邑公主的情夫丁外人为列侯，霍光没有答应，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这样，在他们三人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霍光。
后来，皇族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汉武帝的另一个儿子燕王丹想废掉皇帝，桑弘羊也参予了这个阴谋。结果事情败露，桑弘羊受到牵连，全家被灭族。
王莽，魏郡元城人，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在位。
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的伯父王凤，是当时的大司马。王莽平时对伯父恭敬孝顺，所以王凤很喜欢他。王凤在临死的时候曾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照顾王莽。后来，王莽先任黄门郎，又升任射声校尉。任职期间，王莽非常清廉，礼贤下士，对门客和穷人特别好，众人都很爱戴他。据说，当时王莽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别人，有时候甚至会卖掉马车接济穷人。王莽不断得到升迁，在他8岁那年，出任大司马。汉哀帝死后，王莽立汉平帝，朝野都很拥戴他。再后来，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由王莽代天子朝政。公元8年，王莽篡皇位，开了中国历史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王莽上台后，针对当时存在的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最终，这一场改革将王莽推上断头台。
土地国有奴婢私属行不通
为解决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王莽宣布所有的土地全部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结果遭到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新法的施行。同时，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也被断绝了卖身为奴的活路，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一时间民怨沸天。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宣布王田和奴婢可以自由买卖。
“五均六筦”露弊端
为了不让大商人和高利贷者随意操控市场，王莽将盐铁酒等大宗商业由私营改为国营，史称五均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之意）。这样做明显是与民争利，结果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而山泽收税的规定，又使那些在灾荒年月指望山河湖海求生的百姓们没有了活路。因此，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天下愈愁，盗贼起”因此，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触犯了所有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王莽无力控制那些推行此项制度的人员，致使他们与官府相勾结，共同盘剥百姓，而这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
货币混乱激民愤
为了削弱汉朝旧族的势力，以及加强对百姓的掠夺，王莽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在王莽掌权的十几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由于多次改币，使得货币种类杂乱，比值也非常不合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混乱。而且每一次新货币都是以劣充优，虽然币面价值不变，但实际价值却不断降低。如此频繁的货币改变，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义民起，王莽死
王莽改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局面。这与王莽改制的初衷相去甚远。王莽改制不仅没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致使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公元7年，南方大旱，饥民们揭竿而起。公元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一举打败王莽的精锐部队。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杀死。
周武帝宇文邕，汉化鲜卑人，小字弥罗突，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在位18年，死时仅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很得宇文泰的喜欢，常跟身边的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岁时即被封为辅城郡公。宇文泰死后，孝闵帝即位，拜他为大将军，镇守同州。明帝即位后，升他为大司空，加封鲁国公。后来，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后，政局十分不稳。因为宇文泰临终前，曾委托宇文护辅政。因此，北周的实权一直掌握宇文护手中，因此，当时宇文邕对宇文护十分不满，可是当时宇文护的势力极为庞大，宇文邕不敢流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铲除宇文护。后来，终于寻到机会，设计将宇文护及其子弟亲党杀死。
亲理朝政，百姓拥戴
周武帝即位后大力推行新政。当时，汉族和鲜卑族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周武帝极力摆脱鲜卑旧俗，积极接受汉族文化，还广为吸收汉族中的合格子弟加入君王侍卫。这既加强了北周的军事力量，也使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周武帝废除了宰相的军事管理权，自己直接控制君王侍卫。大力整顿吏治，执法严峻而公平，北周政治逐渐变得清明。据说，当时清除宇文护的时候，其弟宇文直立了大功。可是宇文直贪婪浮躁，周武帝曾经依法处罚过他，结果他怀恨在心，趁周武帝外出的时候，带兵闯进宫殿，图谋叛乱，结果被君王侍卫队抓获，后被处死。
周武帝还在全国范围内下令废奴，不论官奴私奴，一律释放为良民。没过多久，社会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周武帝自然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威信也大大提高。
废除佛法，富国强兵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当时北周人口不到一千万，僧尼却占了十分之一，寺院数量超过一万，占去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收入和兵源。为了扫除富国强兵的障碍，周武帝决定大举灭佛。
当初宇文护还在世的时候，周武帝就曾召集群臣商讨灭佛一事。由于当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宇文护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每次议事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当周武帝诛杀了宇文护，把大权夺回来后，再次召集僧侣道士百官讨论儒释道三教的问题。据说，当时周武帝高高在上，听群臣讨论三教的顺序后，把儒教列为第一位，道教放在第二位，而佛教则放在最后。当时有些佛教徒没有搞清楚周武帝的真正用意，还很不服气的争论，说佛教应当在道教之上。有些明白点的佛教徒则看透了周武帝的心思，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当时说什么风凉话的人都有。
僧侣们的讥讽和反抗更坚定了周武帝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周武帝断然下诏废佛道二教。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大量佛像佛经被销毁，佛塔寺院被收归国家改为俗宅，僧尼还俗……
北魏孝文帝，鲜卑族，姓拓跋，名宏。后改汉姓元，因此又称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9年，死时岁，谥号孝文皇帝。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岁，由冯太后主政。冯太后是汉族人，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她很注重对孝文帝的培养，使孝文帝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的启蒙教育。而当时朝中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因此宫中的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孝文帝于有意无意间就能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具有良好的汉族文化修养。
巧妙部署，迁都洛阳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了河南洛阳。当时决定南迁时，可谓煞费苦心。
鲜卑族世代居住在平城，早已习惯了那里的一切，迁都洛阳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为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先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南征攻齐。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竭力反对。退朝后，孝文帝立即单独召见拓跋澄，对他讲明了事情的真相，结果得到了拓跋澄的肯定和支持，二人接着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后来，孝文帝率大军及众文武百官抵达洛阳时，正赶上下雨天。稍事休整后，孝文帝下令继续南行。众人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南征没有丝毫信心，纷纷跪下，请求停止南征。孝文帝假装发怒，说什么现在如果无功而返，会遭天下人耻笑云云。早已安排好的大臣王肃在一个合适的机会站出来，假装出谋划策，说本次南征并没有告诉天下人是攻打南齐，现在大军已经到了洛阳，不如就跟天下人说本次行动是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听完，假装折中同意王肃的提议。当时虽然有许多鲜卑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更害怕南伐。于是，没有人敢再提出异议，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汉化过程充满血腥
迁都洛阳后，在王肃等人的支持下，孝文帝立即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全面推行汉化。
然而，就在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反对改革和汉化的武装叛乱。太子元恂不喜欢洛阳，一直抵制汉化。趁孝文帝出巡幸嵩岳的机会，元恂与身边人合谋逃奔平城，结果事情暴露，元恂被抓。孝文帝亲自杖责后，废了元恂的太子位，把他贬为庶人，囚禁在河阳的无鼻城。第二年，有人告发元恂又与身边人谋反，孝文帝就让人带着毒酒赶到河阳，逼元恂自尽了。
那些不满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鲜卑旧贵族及其子孙，也趁机作乱。就在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暗中勾结元思誊等鲜卑旧贵族及其后裔，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孝文帝获悉后，立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去处理。元澄接受命令后，先派侍御史李焕单骑进入平城，瓦解了穆泰的同党。穆泰仓促之中率领几百名手下攻打李焕，结果失败，逃到城西，束手被擒。元澄趁机把穆泰的一百多名党羽一网打尽。
柴荣，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即周世宗。柴荣祖上曾是当地望族，后家道中落，柴荣便去投奔嫁给郭威的姑母。郭威后收他为养子。当时郭威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贴补家用，柴荣外出经商，跟人做茶叶生意，利用经商的间隙，柴荣阅读了大量史书和黄老著作，并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弃商从戎登帝位
后汉建立后，郭威被授为枢密副使，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柴荣也弃商从军，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开始踏入政界。后来，郭威遭后汉新皇帝隐帝的猜忌，他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家属全部被诛杀。郭威大怒，命柴荣留守邺都，自己亲自率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开封。后周建立，郭威是为周太祖。柴荣顺理成章，成为皇子。后来周太祖驾崩，柴荣根据太祖遗诏，在柩前即皇位，是为周世宗。
雄心勃勃立大志
柴荣即位时，年仅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雄心勃勃，心怀统一大志，决心遵照养父遗愿，继续深入改革。
据说，当时的左柬大夫王朴精通术数，周世宗曾向王朴询问自己在位的时间能有几年。当他听王朴说自己在位时间能有0年时，非常欣喜，当即立下宏志：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开拓疆域，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十年的时间使国家太平无忧。
惩骄裁冗建精兵
柴荣刚即位，北汉的刘崇就勾结契丹贵族，想一举消灭后周。柴荣决定亲征，却遭到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僚的极力阻拦。结果周世宗力排众议，率兵北上。两军在高平开战后，又出现了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士兵投降的现象。最后，虽然后周军队大获全胜，但周世宗对这支军队的腐朽无能深感痛心，于是他痛定思痛，以这次战争为根据，对众将士论功行赏按罪处罚，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临阵逃跑的部将砍头示众，以诫逃兵。回到东京后，周世宗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军队，严厉整治了为祸已久的骄兵悍将，裁减大批老弱冗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毁佛铸钱遭阻力
后周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遁入佛门，致使不事稼穑的佛家子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同时，大量金属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大幅上涨，钱币奇缺。针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下令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尼还俗数十万人，并且融化了所有佛像用来铸造铜钱。
由于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为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柴荣的此番举动，朝野中反对的声音四起。柴荣则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来说服众人。一百多年后的司马光看了这些话感动不已，连声称赞：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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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想方设法吞并别的国家的土地，削弱别的国家的实力。而魏国新政权的巩固要求改革以图强，于是，魏文侯招才纳贤，任用李悝为相，试行变法。
李悝，魏国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相关史料记载，李悝出身于山西运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成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而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当时常因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得到魏文侯的推崇，魏文侯后将子夏邀请到魏国，让他在西河聚徒讲学。当时跟随子夏的学生有三百多人，形成“西河学派”，名噪一时。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悝成为子夏的得意门生。后来，子夏的弟子中，比较有名气的都被魏文侯收归麾下，李悝由此得到魏文侯的赏识，被任命为相，试行变法，从此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之先河。
“尽地利之教”以励民
李悝生活的时代，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农业如果受危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李悝根据魏国土地的实际情况，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使魏文侯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李悝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首先鼓励农民多种杂粮，深耕细作。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的税，其余的剩余产品都归自己所有。由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增。没过几年，魏国粮食增加，国力渐强。
“平籴”为免伤民
年景好的时候，农民手头的粮食很多，不容易卖出去，即使卖出去了，也只能以低价出卖。一旦到了灾年，粮食大量减产，粮食价格就会一路飙升，这样就会使很多不种地的居民买不起粮食，从而必然导致百姓离散国家贫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李悝采取“平籴法”，在好年份里，由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坏年份里，官府则按平价把粮食卖给百姓，粮食价格变得相对稳定。这以后，即使遇上饥荒年月，百姓也不会离散各地。魏国很快就走向了安定和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的诸侯国。
夺“淫人”之禄以广招贤士
魏文侯跟李悝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在魏文侯看来，自己赏罚得当，按理说天下贤士应该纷纷而来，可实际情况是没有多少人来。他还认为自己爱护百姓，百姓应该满意才是，可百姓还是少不了抱怨。对于这种状况，魏文侯很是费解。李悝趁机向魏文侯指出世卿世禄制的弊端，又向魏文侯提议，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取消那些“淫人”（李悝对世袭贵族的称呼）的俸禄，用以招揽天下有志之士。权衡利弊后，魏文侯最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全国推行这项新法令，不论出身门第，广招天下贤士。一时间，四方人才竞相归附，一大批怀有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才华的有才之士，得以顺利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并非出身魏国的精英人物，如乐羊和段干木等人，也先后融入了魏国改革的大潮，在魏国的崛起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著《法经》，固成果
由于魏文侯的大力支持，李悝大刀阔斧，变法效果显著。但是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必然遭到世袭贵族的强烈反抗，致使变法遭遇强大的阻力。为了巩固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了变法的继续推行，李悝研究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制定了《法经》。为使《法经》真正行之有效，李悝又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它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变法成果，并保证变法的继续进行。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人，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据史料记载，吴起曾到鲁国拜孔子的弟子曾参为师。后来母亲去世，为了“誓为卿相”的誓言，吴起没有回家居丧。而曾参是个大孝子，在他看来，吴起不为母亲服丧，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曾参同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将其赶出了师门。
吴起转而钻研兵法，来到鲁国，正赶上鲁穆公改革内政，吴起就留在了鲁国。后来齐国大军压境，鲁穆公想用吴起为将，又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吴起即回家杀死妻子以表明自己绝齐的心迹，随后率大军大败齐军。后遭鲁穆公猜忌，当时魏文侯招贤纳士，吴起于是离开鲁国，辗转来到魏国。魏文侯十分爱惜人才，当时，在他身边已经聚集了卜子夏段干木魏成子乐羊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对于吴起的到来，魏文侯十分重视，先任他为将军，后又破格提拔为西河守。
在魏文侯的重用下，吴起的军事才能尽显，政绩显赫。在镇守西河的军事实践中，吴起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军事观点和战略思想。在治军方面，吴起则提出“教戒为先”的思想，提倡教育和军纪厚赏和严惩用兵和爱兵相结合。而吴起创立的武卒制的实行，则大大提高了魏国军队的体能和战斗力，从魏文侯到魏武侯，再到魏惠王，魏国军队在一系列诸侯争夺战中所向披靡，形成了独霸中原的局面。
文侯死，公叔嫉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以德高望重的田文为相。后来田文死了，公叔为相。公叔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功勋卓著的吴起对他而言，就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和无形的压力，整天忧心忡忡，长吁短叹。于是公叔千方百计排挤吴起。后来在仆人的策划下，公叔设计离间了魏武侯和吴起。魏武侯对吴起日渐疏远，君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吴起害怕遭受陷害，于是离开魏国，一路狂奔，逃到了楚国。
大刀阔斧行新法
当时的楚国，经济落后，国力孱弱。楚悼王继位后，魏赵韩等国每年都来入侵。万般无奈之下，楚悼王只得用重金求助于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得以跟魏赵韩讲和。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恰在他思贤若渴热切盼望变法图强的人才之时，吴起来到了楚国。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看到了振兴国家的希望，马上封他为宰相，主持变法。
在楚悼王的倾力支持下，吴起大刀阔斧，进行变法。没过多久，楚国落后的局面就大为改观，其军事力量也迅速增强。据史书记载，变法后的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时间，楚国名声威震四方，中原诸侯各国无不刮目相看。
身遭射杀变法止
吴起变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特权，严重危害了旧贵族势力的利益，楚国的贵戚大臣都想杀他而后快。新法推行了一年多，楚悼王死去，楚国的贵戚大臣们趁机作乱，群起围攻吴起。吴起最终寡不敌众，在无处可逃的时候，转身冲进楚悼王的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以期躲避众人的追击。众人略微迟疑了片刻，纷纷举起手中的弓箭向吴起射去。吴起身中数箭而亡。
旧贵族们的箭在射死吴起的同时，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按当时楚国的法律：加兵于王尸者，罪及三族。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即位后，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多家旧贵族全部被诛灭。
公元前0年，赵武灵王采取军事改革措施，学习西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学习骑马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一心想着发奋图强，他对谋士楼缓说：“我赵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国林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部族。如果不发奋图强，加紧军事装备，武装国防军队，随时会被邻国偷袭过来。要发奋图强，就得采取军事改革措施。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宽袖口，干活打仗，都不太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穿皮靴子，行动方便灵活。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你看怎么样？”
谋士楼缓听了很赞成，他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饰，就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步兵，进攻冲锋缓慢，就是打败游牧族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马跑得快，很难追上他们；即使马拉车，道路不好走，也是追不上他们；但是，我军又不会骑马打仗。要想学穿胡人的服饰，就得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有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只得再找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说：“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不决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改革而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赞成军事改革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身穿胡人的服装，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油，穿着胡服，都吓得不得了。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一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本民族的服装，岂不是丢脸么！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对，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
赵武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成，对他反复地讲解改穿胡服骑射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新式胡服。次日朝会上，文官武将一见老将赵成也穿起胡服来上朝了，都没有话说，只好改穿胡服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次年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队打败邻近的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几个游牧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收服了。赵国从此兴盛强大起来，可以对付当时的霸主国了。
商鞅，战国时期卫国国君的后代，称卫鞅；又因为他姓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年轻的时候喜欢法律，当时在魏国宰相公叔座的门下任职。公叔座非常看重商鞅，觉得他年轻有为，是栋梁之才，后来在临终之前把他推荐给了魏惠王。当时商鞅还不到0岁，在魏惠王的眼里，商鞅既年轻，地位又低，历练也不够，所以一直没有重用他。后来，商鞅得知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消息，就发奋图强，离开魏国，来到秦国。商鞅先是跟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联系，后通过景监的引荐，得以受到秦孝公的接见。在秦孝公面前，商鞅慷慨陈词，把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的理论陈述与孝公，孝公听了大喜，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立木取信
新法令尚未公布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令人在国都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能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赏赐十两黄金。一开始，根本就没人相信，大家都以为商鞅在开玩笑。于是商鞅又宣布只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五十两黄金。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之下，终于有一个人动心了，这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搬到了北门，结果商鞅当即赏了此人五十两黄金。此事使商鞅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言出必行的形象，获得了百姓对变法的理解和信任，使得新法令得以顺利发布和实施。
新法初行遭阻挠
在秦孝公刚刚决定变法之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曾有人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的新法令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以战功授奖的爵位等级秩序，这严重触动了贵族宗室的利益，使他们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同时，连坐法的施行，使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因此，新法令一经颁布，即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商鞅在征得秦孝公的同意后，用严酷的手段进行了镇压。
孝公死，商鞅亡
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镇压贵族的势力，执法较严，积怨较多，加之他在秦孝公重病期间，一手操控秦国的军政大权，有些独断专行，这样难免引起秦国贵族的普遍怨恨，一时之间，“宗室贵戚多怨望”。
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继位。公子虔等人为报夙怨，乘机诬告商鞅有谋反的企图，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先是逃到了魏国，可是魏国人早已不接纳他。在魏国无存身之地的商鞅无奈之下返回自己的封地，组织了一批人马准备抵抗秦国军队，结果寡不敌众，被秦惠王抓获。
此时的秦国，新法令已经全面实施，改革也早已走上了正轨，效果日显。对新秦王而言，商鞅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再者，商鞅是先王的老臣，魏惠王处决他并不存在感情障碍。因而，秦惠王为了平息旧贵族势力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在下令处死了商鞅后，又对他施以“车裂“之刑，并灭其家族。
桑弘羊，汉武帝时的大臣。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岁时就被汉武帝召入宫廷做了侍中，由此步入朝廷的决策中枢。后来，国家库府余财用尽，财政上发生了困难，汉武帝便委任当时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和桑弘羊负责国家的财税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从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入手，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快就初见成效。三年后，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从此，桑弘羊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汉武帝委任桑弘羊代理大农令，承担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任。在此期间，桑弘羊大刀阔斧，在全国各地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重要政策。
力排众议站得稳
桑弘羊的抑商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时许多大地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一大批老官僚对他恨之入骨，不断找机会诋毁桑弘羊以泄私愤。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汉武帝就让百官去求雨。当时商人出身靠捐米做了官的卜式乘机向汉武帝说桑弘羊的坏话，卜式说国家应该靠租来吃饭，靠赋来穿衣，现在桑弘羊却开办官营工商业，靠贩卖货物求利，这样做既违背了祖宗的法规，又违背了天意，所以老天爷才不下雨。要是把他烹了，天就下雨了。结果汉武帝没有听这些人的话，依然重用桑弘羊，后来又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辅助丞相处理国家政务。
舌战群儒论盐铁
汉武帝去世后，刘弗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汉昭帝年幼，汉武帝临终时托命大将军大司马霍光车骑将军金日
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共同辅政。后来霍光独揽大权，而且主政思想和桑弘羊相左。霍光为了打倒长期掌握财经大权的桑弘羊，就以“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为由，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会上，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向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质询当时的经济政策，全盘否定汉武帝的一系列政策，坚决请求罢除盐铁酒肆均输，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论战。面对众儒生的唇枪舌剑，7岁高龄的桑弘羊从容应战，坚持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的观点，于金銮殿上舌战群儒。
燕王之变受牵连
桑弘羊对霍光的掌权本就不服气，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又遭到霍光的拒绝，因此对霍光的意见更大了。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就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对霍光的掌权也看不顺眼。后来，上官桀的孙女通过召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入宫被立为皇后。上官桀父子为答谢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封鄂邑公主的情夫丁外人为列侯，霍光没有答应，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这样，在他们三人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霍光。
后来，皇族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汉武帝的另一个儿子燕王丹想废掉皇帝，桑弘羊也参予了这个阴谋。结果事情败露，桑弘羊受到牵连，全家被灭族。
王莽，魏郡元城人，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在位。
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的伯父王凤，是当时的大司马。王莽平时对伯父恭敬孝顺，所以王凤很喜欢他。王凤在临死的时候曾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照顾王莽。后来，王莽先任黄门郎，又升任射声校尉。任职期间，王莽非常清廉，礼贤下士，对门客和穷人特别好，众人都很爱戴他。据说，当时王莽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别人，有时候甚至会卖掉马车接济穷人。王莽不断得到升迁，在他8岁那年，出任大司马。汉哀帝死后，王莽立汉平帝，朝野都很拥戴他。再后来，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由王莽代天子朝政。公元8年，王莽篡皇位，开了中国历史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王莽上台后，针对当时存在的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最终，这一场改革将王莽推上断头台。
土地国有奴婢私属行不通
为解决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王莽宣布所有的土地全部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结果遭到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新法的施行。同时，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也被断绝了卖身为奴的活路，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一时间民怨沸天。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宣布王田和奴婢可以自由买卖。
“五均六筦”露弊端
为了不让大商人和高利贷者随意操控市场，王莽将盐铁酒等大宗商业由私营改为国营，史称五均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之意）。这样做明显是与民争利，结果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而山泽收税的规定，又使那些在灾荒年月指望山河湖海求生的百姓们没有了活路。因此，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天下愈愁，盗贼起”因此，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触犯了所有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王莽无力控制那些推行此项制度的人员，致使他们与官府相勾结，共同盘剥百姓，而这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
货币混乱激民愤
为了削弱汉朝旧族的势力，以及加强对百姓的掠夺，王莽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在王莽掌权的十几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由于多次改币，使得货币种类杂乱，比值也非常不合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混乱。而且每一次新货币都是以劣充优，虽然币面价值不变，但实际价值却不断降低。如此频繁的货币改变，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义民起，王莽死
王莽改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局面。这与王莽改制的初衷相去甚远。王莽改制不仅没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致使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公元7年，南方大旱，饥民们揭竿而起。公元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一举打败王莽的精锐部队。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杀死。
周武帝宇文邕，汉化鲜卑人，小字弥罗突，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在位18年，死时仅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很得宇文泰的喜欢，常跟身边的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岁时即被封为辅城郡公。宇文泰死后，孝闵帝即位，拜他为大将军，镇守同州。明帝即位后，升他为大司空，加封鲁国公。后来，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后，政局十分不稳。因为宇文泰临终前，曾委托宇文护辅政。因此，北周的实权一直掌握宇文护手中，因此，当时宇文邕对宇文护十分不满，可是当时宇文护的势力极为庞大，宇文邕不敢流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铲除宇文护。后来，终于寻到机会，设计将宇文护及其子弟亲党杀死。
亲理朝政，百姓拥戴
周武帝即位后大力推行新政。当时，汉族和鲜卑族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周武帝极力摆脱鲜卑旧俗，积极接受汉族文化，还广为吸收汉族中的合格子弟加入君王侍卫。这既加强了北周的军事力量，也使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周武帝废除了宰相的军事管理权，自己直接控制君王侍卫。大力整顿吏治，执法严峻而公平，北周政治逐渐变得清明。据说，当时清除宇文护的时候，其弟宇文直立了大功。可是宇文直贪婪浮躁，周武帝曾经依法处罚过他，结果他怀恨在心，趁周武帝外出的时候，带兵闯进宫殿，图谋叛乱，结果被君王侍卫队抓获，后被处死。
周武帝还在全国范围内下令废奴，不论官奴私奴，一律释放为良民。没过多久，社会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周武帝自然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威信也大大提高。
废除佛法，富国强兵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当时北周人口不到一千万，僧尼却占了十分之一，寺院数量超过一万，占去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收入和兵源。为了扫除富国强兵的障碍，周武帝决定大举灭佛。
当初宇文护还在世的时候，周武帝就曾召集群臣商讨灭佛一事。由于当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宇文护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每次议事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当周武帝诛杀了宇文护，把大权夺回来后，再次召集僧侣道士百官讨论儒释道三教的问题。据说，当时周武帝高高在上，听群臣讨论三教的顺序后，把儒教列为第一位，道教放在第二位，而佛教则放在最后。当时有些佛教徒没有搞清楚周武帝的真正用意，还很不服气的争论，说佛教应当在道教之上。有些明白点的佛教徒则看透了周武帝的心思，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当时说什么风凉话的人都有。
僧侣们的讥讽和反抗更坚定了周武帝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周武帝断然下诏废佛道二教。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大量佛像佛经被销毁，佛塔寺院被收归国家改为俗宅，僧尼还俗……
北魏孝文帝，鲜卑族，姓拓跋，名宏。后改汉姓元，因此又称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9年，死时岁，谥号孝文皇帝。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岁，由冯太后主政。冯太后是汉族人，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她很注重对孝文帝的培养，使孝文帝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的启蒙教育。而当时朝中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因此宫中的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孝文帝于有意无意间就能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具有良好的汉族文化修养。
巧妙部署，迁都洛阳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了河南洛阳。当时决定南迁时，可谓煞费苦心。
鲜卑族世代居住在平城，早已习惯了那里的一切，迁都洛阳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为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先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南征攻齐。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竭力反对。退朝后，孝文帝立即单独召见拓跋澄，对他讲明了事情的真相，结果得到了拓跋澄的肯定和支持，二人接着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后来，孝文帝率大军及众文武百官抵达洛阳时，正赶上下雨天。稍事休整后，孝文帝下令继续南行。众人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南征没有丝毫信心，纷纷跪下，请求停止南征。孝文帝假装发怒，说什么现在如果无功而返，会遭天下人耻笑云云。早已安排好的大臣王肃在一个合适的机会站出来，假装出谋划策，说本次南征并没有告诉天下人是攻打南齐，现在大军已经到了洛阳，不如就跟天下人说本次行动是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听完，假装折中同意王肃的提议。当时虽然有许多鲜卑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更害怕南伐。于是，没有人敢再提出异议，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汉化过程充满血腥
迁都洛阳后，在王肃等人的支持下，孝文帝立即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全面推行汉化。
然而，就在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反对改革和汉化的武装叛乱。太子元恂不喜欢洛阳，一直抵制汉化。趁孝文帝出巡幸嵩岳的机会，元恂与身边人合谋逃奔平城，结果事情暴露，元恂被抓。孝文帝亲自杖责后，废了元恂的太子位，把他贬为庶人，囚禁在河阳的无鼻城。第二年，有人告发元恂又与身边人谋反，孝文帝就让人带着毒酒赶到河阳，逼元恂自尽了。
那些不满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鲜卑旧贵族及其子孙，也趁机作乱。就在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暗中勾结元思誊等鲜卑旧贵族及其后裔，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孝文帝获悉后，立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去处理。元澄接受命令后，先派侍御史李焕单骑进入平城，瓦解了穆泰的同党。穆泰仓促之中率领几百名手下攻打李焕，结果失败，逃到城西，束手被擒。元澄趁机把穆泰的一百多名党羽一网打尽。
柴荣，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即周世宗。柴荣祖上曾是当地望族，后家道中落，柴荣便去投奔嫁给郭威的姑母。郭威后收他为养子。当时郭威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贴补家用，柴荣外出经商，跟人做茶叶生意，利用经商的间隙，柴荣阅读了大量史书和黄老著作，并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弃商从戎登帝位
后汉建立后，郭威被授为枢密副使，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柴荣也弃商从军，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开始踏入政界。后来，郭威遭后汉新皇帝隐帝的猜忌，他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家属全部被诛杀。郭威大怒，命柴荣留守邺都，自己亲自率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开封。后周建立，郭威是为周太祖。柴荣顺理成章，成为皇子。后来周太祖驾崩，柴荣根据太祖遗诏，在柩前即皇位，是为周世宗。
雄心勃勃立大志
柴荣即位时，年仅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雄心勃勃，心怀统一大志，决心遵照养父遗愿，继续深入改革。
据说，当时的左柬大夫王朴精通术数，周世宗曾向王朴询问自己在位的时间能有几年。当他听王朴说自己在位时间能有0年时，非常欣喜，当即立下宏志：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开拓疆域，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十年的时间使国家太平无忧。
惩骄裁冗建精兵
柴荣刚即位，北汉的刘崇就勾结契丹贵族，想一举消灭后周。柴荣决定亲征，却遭到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僚的极力阻拦。结果周世宗力排众议，率兵北上。两军在高平开战后，又出现了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士兵投降的现象。最后，虽然后周军队大获全胜，但周世宗对这支军队的腐朽无能深感痛心，于是他痛定思痛，以这次战争为根据，对众将士论功行赏按罪处罚，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临阵逃跑的部将砍头示众，以诫逃兵。回到东京后，周世宗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军队，严厉整治了为祸已久的骄兵悍将，裁减大批老弱冗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毁佛铸钱遭阻力
后周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遁入佛门，致使不事稼穑的佛家子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同时，大量金属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大幅上涨，钱币奇缺。针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下令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尼还俗数十万人，并且融化了所有佛像用来铸造铜钱。
由于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为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柴荣的此番举动，朝野中反对的声音四起。柴荣则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来说服众人。一百多年后的司马光看了这些话感动不已，连声称赞：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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