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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酒饭招待，还会放钱到各军首领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钱，只要说一声，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规矩等级，从两百个铜钱到两千个不等。这就叫“望屋吃饭”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应。
成都独立之后，各方势力交错，赵尔丰兵权未释，新军各怀心事，立宪党争权夺利。川籍军官代表、军政部长尹昌衡则一手拉拢本地军人，一手加紧联络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部队借名索饷，发动哗变。成都全城枪声四起，火光烛天，新军、巡防军散往各街，大肆抢劫，成都人称为“打起发”不同队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闹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乡同志军赶进城来，才平息骚乱。藩库八百万两生银被洗劫一空，商民损失不计其数。
这场兵变，帮助了尹昌衡上台，当了军政府都督。参与兵变的各营，只是回营了事。转过年，发了洋财的兵丁纷纷拿出钱来娶妻成家，人称“起发太太”赶上成都旗人生计无着，抛售房地，有钱的丘八更是乘机购房置地，面团团当起富家翁来。成都人无可奈何，只能唱民谣道：“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个大老少”以纪念这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革命。
尹昌衡当了都督，身兼军政职务，但他更在意的明显是另一个身份。他挂出了“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个敢不帮到扎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尹都督一天进出都督府十几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长袍马褂，回来披一身的红绸红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积如山，但显然尹都督认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继任的军政部长周骏也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其他部处也纷纷效仿，一座都督府几乎成了袍哥集中营。而哥老会提出“恢复汉族衣冠”这帮哥子弟娃儿又不晓得啥子是汉族衣冠，个个头扎英雄结，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满街招摇。成都几乎又成了一个大戏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无用处。前清川督赵尔丰在独立之后，依然保有卫队，而且听说宣统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复辟之心，不断唆使亲信傅华封从川边率军反扑成都，并派人挑拨巡防军哗变。重庆蜀军政府听闻赵尔丰尚在，已派兵西来讨伐。尹昌衡于是决定杀赵。赵尔丰一死，傅华封投降，重庆军也回师了。杀赵不难，不起战端而杀赵，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内部的关系，先行诱降赵尔丰的卫队，再没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复了暂时的平静。
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借助会党之力，但是在四川，立宪派不过充当旗号，同盟会更是敲敲边鼓。如何革命，其实是由袍哥社会的法则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