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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去组织亿万军民，先造成完美的数学公式，下面的统计，又无法落实，就硬将这数学公式由上向下笼罩着过去，等于“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其行不通的地方，则传令用意志力量克服。我们虽不能欣赏这蛮干的办法，对当时做事人的气魄雄伟，却又要叹为观止。
还有一点则是中国思想的体系，并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铺陈“食货”实际是将国计民生综合地解释，也有时间上流动的意义。如明史食货志提到明代“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就牵涉到不同世纪的制度，只是缺乏逻辑上的紧凑，容易使学者误解。英国学者中强调中国思想系动态而非静态的，有 acgraham，他从宋代理学的辩论和唐诗的修辞里看出来这种特征。李约瑟之评朱熹，说他：“没有达到牛顿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也和这所说的特征相映证。文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各种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们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间，以及一个朝代的两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们忽略这些特征，就率尔去检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与欧美的冲突，其结果是不会满意的。纵使就在故事之间加入马可波罗、佛郎机与吕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检讨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另一个庞大组织的摩擦冲突。要是历史家不顾这问题的重心，则所叙也会和顾炎武写西洋人“喜食小儿”一样；作史的眼光没有参透到事物内的本质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只语迷惑。
我之闯入这问题中，事在1972年。这时候我全家去英国剑桥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约瑟博士搜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属于此书卷七节四十八。其检讨的目的，在解释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发生于西方而不发生于中国。李博士已经在他的书里讲过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间仍有并驾齐驱的样子，兹后西欧突出，才使中国望尘莫及。我和他通信交换意见，始自1967年，所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有了五年以上的笔墨接触，也大致知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而我自己所作的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脱稿不久，总算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如何能将我的一段知识，用于李公的问题上面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说，李公提出的问题过于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则是现有的书籍文字缺乏综合性，每一个作者，将一个小题目，分析之后又分析，博士论文，也以偏僻的题材为尚，又不顾与其他论文侧面正面上的联系，所以很多资料加不起来。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综合工作。在中国的这一方面，只有从二十四史下手。这时要看整套全书，是很吃力而不讨好的。譬如现行书籍中最容易购买和阅读的版本，是后来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册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假使一个学者每天看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况且二十四史前后文字语气不同，内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节妇诸种详情，更无法做卡片索引。我们的方法是先看各书的食货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货志的计十二。此外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性质类似，也可以凑算是当中的一篇，一共十三篇。其中六篇已有现代作家以外文摘要解释(此即swann之汉，杨联陞之晋，balazs之隋，twitchett之唐，schurmann 之元，与和田清之明)。这些资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要是一个读者将以上五部书和杨氏论文一并仔细看过一遍，又翻阅原书各食货志，再参考各史中其他志传，更和今人所作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以及各种专题论文摘要比较，虽然仍是挂一漏万，囫囵吞枣，总算是尽到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力量了。
其实西方历史资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异。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见面时，同到剑河(cam river)旁边去散步，他就和我说，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 (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银行出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日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 re奶ssance，trans-alpine re奶ssance和english re奶ssance的层次，时间上和上述商业银行的展开大致符合。李约瑟成套的观念，已给他书中结论赋予方针。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美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种因素，互相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 (irreversible)，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国的更换朝代，反可以看为小事了。可是至此这还是一个极笼统的观念，和我们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方为何这样不同，其具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否有一个基本的原因，还是相去至远。
1974年我趁学校里给我带薪休假的机会再去欧洲，这次又在大陆游历一次。李约瑟所收藏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我们既已决定前述大规模、长时间、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已经牵涉了各种人文因素，则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过是这多面体之一面，而它又与卷七节四十八所揭橥的经济因素最接近，也和中国历史里的“食货”有关，照道理这些资料应当给我们的问题作爽快而直接的答复，事实上却又不然。我看过李公的文献，又到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更经常到凯易思学院(go女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时李公任院长)贴邻的几家书店里寻觅新书，翻来覆去，虽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竟始终找不到一种解说，可以作节四十八理论上的根据。
1975 年，是我第三次到剑桥，这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法，就不免开始感觉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资本主义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说明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兹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我们也可以根据一般习惯，泛指之为马克思学派。)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也可以说韦伯(max weber)正面支持这精神，唐尼(rh tawney)在支持之中提出疑问，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反面讥讽这精神，同出于这畴范。］还有一类则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资本主义授权于批发商，使他们干预零售及制造事业。(我们也可以说，大凡不属于以上二类的，都有接近第三类的趋势。)
为什么这诸子百家的学说，竟没有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足以依赖采用呢？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济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无不要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以上写作的专家或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有些地方欣赏资本主义，有些地方否定资本主义，都不出于“内在人”(insider)的立场，这就和我们准备采取一个独立的外间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着眼的不同，也影响到技术上对材料的取舍，尤其对它们的综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径庭。
比如说李约瑟和我对于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相当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战中丧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采取欧洲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早已落地生根。我们则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讲，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并且这运动由海洋性的国家作先锋，它的组织和大陆性的国家不同。所以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商业上的习惯因素分成小条目，编插在欧洲事物章节之后，和我们所说“时间上的汇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们采取最简捷的解说：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商人有一千两银子的资本和同时间一个荷兰商人有一千两银子，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上讲，因两方社会结构不同，可能有霄壤之别。
我们也知道，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予后人的影响极大。今日我们读共产党宣言，仍觉得好像欧洲封建制度一崩溃，资本主义即取而代之，其实这两件事相差好几个世纪。现在伦敦北部，有一个叫圣阿班司(sta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伦敦连成一片，以前曾为庄园。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人口突然减少，当地的穑夫(英国的serf译为“农奴”极不妥当，英文中这字与villien并行，实际为“村民”和“鄙夫”今音译为“穑夫”因与以下说及英国土地制度有关)乘机将庄园记录销毁，这件事情被视为庄园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溃的具体化，时为14世纪中叶，等于中国的元朝末年，而英国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则较之还更早。
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即是剑桥正西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圣尼亚兹的小镇，地处欧士河(ouse river)河滨，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这地方一个有力量的乡绅，曾投资将土地填平，装设栅栏，盖成了一个农作物交换的市场，鼓励附近的农夫来此交易，他就按产品入场抽税佣。一时生意鼎盛，也没有人问他是否拥有地产主权、获得市场的执照，只因为这还是青黄不接的时代，这两件事也是可有可无之间。这位乡绅也赚了一些钱，又将这市场顶租与人，直到接替人的第二代才有人告状，说是在该处抽税佣无历史的成例，事属违法，叙此事的书，也未提及诉讼下文关于黑死病与英国土地制度的关系见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摸n law 5th ed(london，1956)，，311。圣尼亚兹的事迹，见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4，1500-1640(cambridge，1967)。我们都知道当日这种事例尚多，也就是以前农作物以平价公买于本地固定的市场这一习惯，业已发生动摇。然则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开交易(open marketing)相对］及城市资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却刚才发轫，还没有... -->>
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去组织亿万军民，先造成完美的数学公式，下面的统计，又无法落实，就硬将这数学公式由上向下笼罩着过去，等于“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其行不通的地方，则传令用意志力量克服。我们虽不能欣赏这蛮干的办法，对当时做事人的气魄雄伟，却又要叹为观止。
还有一点则是中国思想的体系，并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铺陈“食货”实际是将国计民生综合地解释，也有时间上流动的意义。如明史食货志提到明代“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就牵涉到不同世纪的制度，只是缺乏逻辑上的紧凑，容易使学者误解。英国学者中强调中国思想系动态而非静态的，有 acgraham，他从宋代理学的辩论和唐诗的修辞里看出来这种特征。李约瑟之评朱熹，说他：“没有达到牛顿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也和这所说的特征相映证。文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各种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们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间，以及一个朝代的两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们忽略这些特征，就率尔去检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与欧美的冲突，其结果是不会满意的。纵使就在故事之间加入马可波罗、佛郎机与吕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检讨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另一个庞大组织的摩擦冲突。要是历史家不顾这问题的重心，则所叙也会和顾炎武写西洋人“喜食小儿”一样；作史的眼光没有参透到事物内的本质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只语迷惑。
我之闯入这问题中，事在1972年。这时候我全家去英国剑桥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约瑟博士搜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属于此书卷七节四十八。其检讨的目的，在解释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发生于西方而不发生于中国。李博士已经在他的书里讲过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间仍有并驾齐驱的样子，兹后西欧突出，才使中国望尘莫及。我和他通信交换意见，始自1967年，所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有了五年以上的笔墨接触，也大致知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而我自己所作的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脱稿不久，总算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如何能将我的一段知识，用于李公的问题上面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说，李公提出的问题过于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则是现有的书籍文字缺乏综合性，每一个作者，将一个小题目，分析之后又分析，博士论文，也以偏僻的题材为尚，又不顾与其他论文侧面正面上的联系，所以很多资料加不起来。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综合工作。在中国的这一方面，只有从二十四史下手。这时要看整套全书，是很吃力而不讨好的。譬如现行书籍中最容易购买和阅读的版本，是后来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册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假使一个学者每天看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况且二十四史前后文字语气不同，内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节妇诸种详情，更无法做卡片索引。我们的方法是先看各书的食货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货志的计十二。此外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性质类似，也可以凑算是当中的一篇，一共十三篇。其中六篇已有现代作家以外文摘要解释(此即swann之汉，杨联陞之晋，balazs之隋，twitchett之唐，schurmann 之元，与和田清之明)。这些资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要是一个读者将以上五部书和杨氏论文一并仔细看过一遍，又翻阅原书各食货志，再参考各史中其他志传，更和今人所作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以及各种专题论文摘要比较，虽然仍是挂一漏万，囫囵吞枣，总算是尽到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力量了。
其实西方历史资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异。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见面时，同到剑河(cam river)旁边去散步，他就和我说，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 (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银行出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日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 re奶ssance，trans-alpine re奶ssance和english re奶ssance的层次，时间上和上述商业银行的展开大致符合。李约瑟成套的观念，已给他书中结论赋予方针。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美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种因素，互相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 (irreversible)，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国的更换朝代，反可以看为小事了。可是至此这还是一个极笼统的观念，和我们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方为何这样不同，其具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否有一个基本的原因，还是相去至远。
1974年我趁学校里给我带薪休假的机会再去欧洲，这次又在大陆游历一次。李约瑟所收藏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我们既已决定前述大规模、长时间、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已经牵涉了各种人文因素，则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过是这多面体之一面，而它又与卷七节四十八所揭橥的经济因素最接近，也和中国历史里的“食货”有关，照道理这些资料应当给我们的问题作爽快而直接的答复，事实上却又不然。我看过李公的文献，又到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更经常到凯易思学院(go女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时李公任院长)贴邻的几家书店里寻觅新书，翻来覆去，虽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竟始终找不到一种解说，可以作节四十八理论上的根据。
1975 年，是我第三次到剑桥，这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法，就不免开始感觉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资本主义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说明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兹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我们也可以根据一般习惯，泛指之为马克思学派。)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也可以说韦伯(max weber)正面支持这精神，唐尼(rh tawney)在支持之中提出疑问，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反面讥讽这精神，同出于这畴范。］还有一类则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资本主义授权于批发商，使他们干预零售及制造事业。(我们也可以说，大凡不属于以上二类的，都有接近第三类的趋势。)
为什么这诸子百家的学说，竟没有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足以依赖采用呢？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济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无不要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以上写作的专家或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有些地方欣赏资本主义，有些地方否定资本主义，都不出于“内在人”(insider)的立场，这就和我们准备采取一个独立的外间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着眼的不同，也影响到技术上对材料的取舍，尤其对它们的综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径庭。
比如说李约瑟和我对于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相当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战中丧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采取欧洲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早已落地生根。我们则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讲，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并且这运动由海洋性的国家作先锋，它的组织和大陆性的国家不同。所以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商业上的习惯因素分成小条目，编插在欧洲事物章节之后，和我们所说“时间上的汇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们采取最简捷的解说：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商人有一千两银子的资本和同时间一个荷兰商人有一千两银子，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上讲，因两方社会结构不同，可能有霄壤之别。
我们也知道，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予后人的影响极大。今日我们读共产党宣言，仍觉得好像欧洲封建制度一崩溃，资本主义即取而代之，其实这两件事相差好几个世纪。现在伦敦北部，有一个叫圣阿班司(sta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伦敦连成一片，以前曾为庄园。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人口突然减少，当地的穑夫(英国的serf译为“农奴”极不妥当，英文中这字与villien并行，实际为“村民”和“鄙夫”今音译为“穑夫”因与以下说及英国土地制度有关)乘机将庄园记录销毁，这件事情被视为庄园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溃的具体化，时为14世纪中叶，等于中国的元朝末年，而英国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则较之还更早。
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即是剑桥正西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圣尼亚兹的小镇，地处欧士河(ouse river)河滨，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这地方一个有力量的乡绅，曾投资将土地填平，装设栅栏，盖成了一个农作物交换的市场，鼓励附近的农夫来此交易，他就按产品入场抽税佣。一时生意鼎盛，也没有人问他是否拥有地产主权、获得市场的执照，只因为这还是青黄不接的时代，这两件事也是可有可无之间。这位乡绅也赚了一些钱，又将这市场顶租与人，直到接替人的第二代才有人告状，说是在该处抽税佣无历史的成例，事属违法，叙此事的书，也未提及诉讼下文关于黑死病与英国土地制度的关系见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摸n law 5th ed(london，1956)，，311。圣尼亚兹的事迹，见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4，1500-1640(cambridge，1967)。我们都知道当日这种事例尚多，也就是以前农作物以平价公买于本地固定的市场这一习惯，业已发生动摇。然则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开交易(open marketing)相对］及城市资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却刚才发轫，还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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