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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b>译文</b>
司马错跟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战事。司马错主张秦国应该先去攻打蜀国,可是张仪却反对说:“不如先去攻打韩国。”秦惠王说:“我愿听听你的意见。”
张仪回答说:“我们先跟楚、魏两国结盟,然后再出兵到三川、堵住[]辕和缑氏山的通口,挡住屯留的孤道,这样魏国和南阳就断绝了交通,楚军逼进南郑,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阳,这样我们便兵临东西周的城外,惩罚二周的罪过,并且可以进入楚、魏两国。周王知道自己的危急,一定会交出传国之宝。我们据有传国之宝,再按照地图户籍,假借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天下又有谁不敢听我们命令呢?这才是霸王之业。至于蜀国,那是一个在西方边远之地,野蛮人当酋长的国家,我们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因此而建立霸业;臣常听人说:‘争名的人要在朝廷,争利的人要在市场。’现在三川周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可是大王却不去争,反而争夺戎、狄等蛮夷之邦,这就距离霸王之业实在太远了。”
司马错说:“事情并不像张仪所说的那样,据我所知:‘要想使国家富强,务必先扩张领土;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广施仁政。这三件事都做到以后,那么天下自然可以获得。’如今大王地盘小而百姓穷,所以臣渴望大王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因为蜀国是一个偏僻小国,而且是戎狄之邦的首领,并且像夏桀、商纣一样紊乱,如果用秦国的兵力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派狼群去驱逐羊群一样简单。秦国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版图,得到蜀国的财富可以富足百姓;虽是用兵却不伤害一般百姓。并且又让蜀国自动屈服。所以秦虽然灭亡了蜀国,而诸侯不会认为是暴虐;即使秦抢走蜀国的一切财富珍宝,诸侯也不会以秦为贪。可是我们只要做伐蜀一件事,就可以名利双收,甚至还可以得到除暴安良的美名。
今天如果我们去攻打韩国,就等于是劫持天子了,这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名,而且也不见得能获得什么利益,反而落得一个不仁不义的坏名。干天下人不愿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这其中危险在于: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齐是韩与周的友邦,周自己知道要失掉九鼎,韩自己清楚要失去三川,这样两国必然精诚合作,共同联络齐、赵去解楚、魏之围,两国会自动地把九鼎献给楚,把土地割让给魏,这一切大王是不能制止的,这也就是臣所说的危险所在。因此,攻打韩国是失策,先伐蜀才是万全之计。”
秦惠王说:“好的!寡人听你的。”
于是秦国就出兵攻打蜀,经过10个月的征讨,终于占领了蜀地,把蜀主的名号改为侯,并且派秦臣陈庄去作蜀的相国。蜀地既已划归秦国的版图,秦国就越发强盛富足,而且更加轻视天下诸侯。
<b>评析</b>
巩固事业之基础在政治、经济等斗争中居于首要地位。元末朱元璋采纳的“高巩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以及古话“伏久者飞必高”“早秀不如晚成”等格言是各种事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看起来一时的目标没有达到,但基础性的行动却为目标的实现积蓄了根本的潜力和能量。伐蜀对秦国崛起和称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可以与三国时代“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决策。
我们作事时,行动要求有计划性,一件一件要逐渐升级,如登台阶,低的台阶是高的台阶的必要铺垫。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事沉稳的人最忌好高鹜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草率的行动马上就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在政界、商界经营一定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b>译文</b>
司马错跟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战事。司马错主张秦国应该先去攻打蜀国,可是张仪却反对说:“不如先去攻打韩国。”秦惠王说:“我愿听听你的意见。”
张仪回答说:“我们先跟楚、魏两国结盟,然后再出兵到三川、堵住[]辕和缑氏山的通口,挡住屯留的孤道,这样魏国和南阳就断绝了交通,楚军逼进南郑,秦兵再攻打新城、宜阳,这样我们便兵临东西周的城外,惩罚二周的罪过,并且可以进入楚、魏两国。周王知道自己的危急,一定会交出传国之宝。我们据有传国之宝,再按照地图户籍,假借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天下又有谁不敢听我们命令呢?这才是霸王之业。至于蜀国,那是一个在西方边远之地,野蛮人当酋长的国家,我们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因此而建立霸业;臣常听人说:‘争名的人要在朝廷,争利的人要在市场。’现在三川周室,乃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可是大王却不去争,反而争夺戎、狄等蛮夷之邦,这就距离霸王之业实在太远了。”
司马错说:“事情并不像张仪所说的那样,据我所知:‘要想使国家富强,务必先扩张领土;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广施仁政。这三件事都做到以后,那么天下自然可以获得。’如今大王地盘小而百姓穷,所以臣渴望大王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因为蜀国是一个偏僻小国,而且是戎狄之邦的首领,并且像夏桀、商纣一样紊乱,如果用秦国的兵力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派狼群去驱逐羊群一样简单。秦国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版图,得到蜀国的财富可以富足百姓;虽是用兵却不伤害一般百姓。并且又让蜀国自动屈服。所以秦虽然灭亡了蜀国,而诸侯不会认为是暴虐;即使秦抢走蜀国的一切财富珍宝,诸侯也不会以秦为贪。可是我们只要做伐蜀一件事,就可以名利双收,甚至还可以得到除暴安良的美名。
今天如果我们去攻打韩国,就等于是劫持天子了,这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名,而且也不见得能获得什么利益,反而落得一个不仁不义的坏名。干天下人不愿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这其中危险在于: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齐是韩与周的友邦,周自己知道要失掉九鼎,韩自己清楚要失去三川,这样两国必然精诚合作,共同联络齐、赵去解楚、魏之围,两国会自动地把九鼎献给楚,把土地割让给魏,这一切大王是不能制止的,这也就是臣所说的危险所在。因此,攻打韩国是失策,先伐蜀才是万全之计。”
秦惠王说:“好的!寡人听你的。”
于是秦国就出兵攻打蜀,经过10个月的征讨,终于占领了蜀地,把蜀主的名号改为侯,并且派秦臣陈庄去作蜀的相国。蜀地既已划归秦国的版图,秦国就越发强盛富足,而且更加轻视天下诸侯。
<b>评析</b>
巩固事业之基础在政治、经济等斗争中居于首要地位。元末朱元璋采纳的“高巩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以及古话“伏久者飞必高”“早秀不如晚成”等格言是各种事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看起来一时的目标没有达到,但基础性的行动却为目标的实现积蓄了根本的潜力和能量。伐蜀对秦国崛起和称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可以与三国时代“隆中对”相媲美的战略决策。
我们作事时,行动要求有计划性,一件一件要逐渐升级,如登台阶,低的台阶是高的台阶的必要铺垫。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事沉稳的人最忌好高鹜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草率的行动马上就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在政界、商界经营一定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