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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用数学语言建模是语言建模，所建立起来的是形式化体系。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相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
根据概念和语言的关系，经济学模型也有两种：概念的模型与语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语言来建构，后者用人工语言（如数学语言）来描述。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
这些数学模型的“深”是现象，只是对不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深”，对于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浅”，其中的知识含量、信息含量并不多，特别是创新性知识含量并不多，因而是“浅入深出”。用自然语言新建构的各种模型似乎是“浅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却是“深入”，因为渗透了新的范式，蕴含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须用心体会，特别是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哲学素养，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深入浅出”。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现实的根本原因。
再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来看。数据往往反映的是现象，而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是本质的反映。一门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数据上面，往往会被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样的数据往往可以说明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本质是难以用数据来描述的。对事物质的认识，是对量的认识的前提；对量的认识，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只有经济学范式正确，数字分析才有意义；如果范式错误，数学分析再严密，数理模型再精致，也只能南辕北辙。
从数学模型到自然语言模型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一种范式的转换。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其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之中。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概念必须对称，范式决定范畴与概念的定位与意义，特定的范式决定特定的范畴与概念，特定的范畴与概念只能在特定的范式中发挥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范式中，原有的概念与范畴成了名词；如果要重新成为概念，其内涵必须重新定义，其外延必须重新界定，否则就会出现概念的混淆，成为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论”、“不可能性定理”，均属这种不同范式之间碰撞的结果；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经济学”同经济现实碰撞的结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肤浅的需要与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与全局的需要。由于价值的相对性、人的需要的具体性，能否投票产生最佳决策，很大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而由于价格经济学的局限性，人的素质问题不可能进入价格经济学的视野。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致命伤。在具体操作上，公共选择一致同意不可能，不仅次级决策不可能，即使宪法选择也不可能。因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人的素质不同，对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关系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于范式与范畴的冲突。在价格经济学范式中，是不可能容纳价值相对性、需要具体性这些范畴的。如果说，“投票悖论”只不过是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论。那么，“外部效应”的存在，则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境。外部性问题只是宣告了价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但并未宣告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外部性问题恰恰说明了市场的立体性与系统性。解决外部性问题，有的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而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政府与法律来解决。科斯所举的例子，即牧场主与农场主之间纠纷的例子，对于小商品经济来讲是典型条例，但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讲，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外部效应的存在，突出了价值的整体性与相对性，突出了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只有价值经济学才能把握这个统一，而价格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要价格经济学不能解释外部效应，那么价格经济学的解释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应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且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因为不是从价值经济学高度看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等于零。这是表面“悖论”后面的现实根源。要走出“悖论”，只有改变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用价值经济学范式代替价格经济学范式。因为正是这种范式与范畴的碰撞，预示了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
因人制宜 经济学体系与主体的对称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统一的，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
庸俗经济学既没有科学性又没有主体性。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庸俗经济学家以反伪科学为伪装，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在此过程中，他们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水涨船高，“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逐步取得在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最终实现他们更大的野心。庸俗经济学家在中国政界、经济学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争夺经济学界的话语霸权。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这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流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斗争，是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消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斗争。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主体性上的缺陷，所以他们连“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都算不上，只能算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资料。
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这个线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科学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都只研究构成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的某个层面、某种要素、某类结构，因而都不能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与时俱进，根据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对它们扬弃、综合、升华，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通过对各种经济学流派按不同的参照系进行定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扬弃，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对称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间为参照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通过对称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类经济学。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对称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也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必然由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组成，但不能归结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对称经济学运用对称逻辑、对称辩证法、五度空间方法、系统论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关系及其时空展开，提高人们认识、运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与水平，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可持续发展。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
系；用数学语言建模是语言建模，所建立起来的是形式化体系。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相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
根据概念和语言的关系，经济学模型也有两种：概念的模型与语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语言来建构，后者用人工语言（如数学语言）来描述。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
这些数学模型的“深”是现象，只是对不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深”，对于懂数学的人来讲是“浅”，其中的知识含量、信息含量并不多，特别是创新性知识含量并不多，因而是“浅入深出”。用自然语言新建构的各种模型似乎是“浅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却是“深入”，因为渗透了新的范式，蕴含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须用心体会，特别是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哲学素养，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深入浅出”。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现实的根本原因。
再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来看。数据往往反映的是现象，而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是因为它是本质的反映。一门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数据上面，往往会被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样的数据往往可以说明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本质是难以用数据来描述的。对事物质的认识，是对量的认识的前提；对量的认识，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只有经济学范式正确，数字分析才有意义；如果范式错误，数学分析再严密，数理模型再精致，也只能南辕北辙。
从数学模型到自然语言模型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一种范式的转换。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其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之中。
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概念必须对称，范式决定范畴与概念的定位与意义，特定的范式决定特定的范畴与概念，特定的范畴与概念只能在特定的范式中发挥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范式中，原有的概念与范畴成了名词；如果要重新成为概念，其内涵必须重新定义，其外延必须重新界定，否则就会出现概念的混淆，成为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论”、“不可能性定理”，均属这种不同范式之间碰撞的结果；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经济学”同经济现实碰撞的结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肤浅的需要与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与全局的需要。由于价值的相对性、人的需要的具体性，能否投票产生最佳决策，很大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而由于价格经济学的局限性，人的素质问题不可能进入价格经济学的视野。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致命伤。在具体操作上，公共选择一致同意不可能，不仅次级决策不可能，即使宪法选择也不可能。因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人的素质不同，对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关系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于范式与范畴的冲突。在价格经济学范式中，是不可能容纳价值相对性、需要具体性这些范畴的。如果说，“投票悖论”只不过是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论。那么，“外部效应”的存在，则使价格经济学陷入悖境。外部性问题只是宣告了价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但并未宣告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外部性问题恰恰说明了市场的立体性与系统性。解决外部性问题，有的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而更多的则只能通过政府与法律来解决。科斯所举的例子，即牧场主与农场主之间纠纷的例子，对于小商品经济来讲是典型条例，但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讲，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外部效应的存在，突出了价值的整体性与相对性，突出了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只有价值经济学才能把握这个统一，而价格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只要价格经济学不能解释外部效应，那么价格经济学的解释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应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而且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因为不是从价值经济学高度看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等于零。这是表面“悖论”后面的现实根源。要走出“悖论”，只有改变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用价值经济学范式代替价格经济学范式。因为正是这种范式与范畴的碰撞，预示了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
因人制宜 经济学体系与主体的对称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是统一的，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
庸俗经济学既没有科学性又没有主体性。经济科学通过阶级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同庸俗经济学的所谓主体性的区别为：前者是阶级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既是阶级的也是人类的；而后者则只是阶级的，虽然它们也标榜自己是人类的。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庸俗经济学家以反伪科学为伪装，代表西方先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然后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最后对中国进行政治殖民，妄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的傀儡。在此过程中，他们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水涨船高，“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逐步取得在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话语霸权，并最终实现他们更大的野心。庸俗经济学家在中国政界、经济学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争夺经济学界的话语霸权。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这是以中国文化为主流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斗争，是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消除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斗争。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主体性上的缺陷，所以他们连“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都算不上，只能算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资料。
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这个线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科学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都只研究构成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的某个层面、某种要素、某类结构，因而都不能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与时俱进，根据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对它们扬弃、综合、升华，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通过对各种经济学流派按不同的参照系进行定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扬弃，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对称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间为参照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通过对称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类经济学。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对称经济学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也不仅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必然由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组成，但不能归结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对称经济学运用对称逻辑、对称辩证法、五度空间方法、系统论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研究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本质的关系及其时空展开，提高人们认识、运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与水平，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可持续发展。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