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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你们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王的。原来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杀敌来报天王的大恩。现在无敌可杀，所以你们就要贡献女儿来报天王之恩。
针对许多战士对自己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却没有得到回报的抱怨，洪秀全解释说，太平军势如破竹，全靠天父的安排，而不是靠官兵们的牺牲贡献，“有天不有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你打仗再勇敢，也不能获胜。所以功劳应该记在上帝和天王头上，大家都是受益者、受恩者，不应该以功臣自居：“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岂人力所能荡除，实天功之所歼灭！”
进入南京后，太平军强敌环伺，兵火连天，物资供应一度紧张，底层士兵生活非常困难。洪秀全和其他高级将领却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府第。由于人手不足，抬砖、凿池、修塘等重体力活儿都由女子承担，那些原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南京闺秀一个个蓬头垢面，在街上扛木头、搬砖头，这一情景史无前例，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对此，洪秀全和杨秀清又专门组织人“讲道理”，他们说：“然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
洪秀全不能理解，太平天国前期的“讲道理”效果显著，主要不是因为“泥腿子”们容易愚弄，而是因为这种宣传与广大太平军心底渴望胜利、渴望“龙袍角带在天朝”的愿望相契合。到了小天堂之后，洪秀全本应该致力于兑现部分承诺，让追随者享受到一部分利益，以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解放全国”。然而，他一味迷信宣传愚众的效果，不想牺牲任何一点实利。任何一种宣传如果完全沦为私利服务的工具，则无论你怎样巧舌如簧，效果也难免大打折扣。更何况，太平天国后期的宣传是这样的蛮不讲理、信口雌黄。如此繁重而不人道的体力劳动在讲道理者的口中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了“些微劳苦”，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要为高级将领修建豪宅，却被说成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这样“讲道理”没有任何说服力。
事实证明，洗脑绝不是万能的。在太平天国后期，“讲道理”等宣传方式不但不能像前期那样产生巨大的鼓动效果，而且很多时候甚至起反作用。越到后来，这种离谱的宣传就越在人们的头脑中滋生着怀疑。
六
导致太平天国军民信仰最终破灭的是“天京事变”。在太平天国神话里，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且最受上帝信任，不时代上帝发言。韦昌辉则是上帝第六子。如今，在第二子天王的命令下，第六子起兵杀了天父的化身第四子。上帝他老人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个大家庭家破人亡，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于“拜上帝教“教义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连最执着、最昧然的底层信众，在此事过后，对拜上帝教的信仰也彻底动摇了。
“天京事变”后，支撑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那股神奇的宗教力量彻底失去。太平军内部流传起“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的民谣。各地太平军将领拥兵自重，“各有散意”，全力以赴经营自己的小地盘，上下指挥不灵。支撑太平军作战的唯一动力，就是升官发财这些现世欲望了。洪仁玕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祗知有天父天兄，不怕妖魔鬼……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的命运，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底层文化的狂欢
一
如果你能穿越时空，在1860年前后进入太平军控制区，你会发现你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首先，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着装十分怪异。
太平天国普通士兵的穿着打扮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全身从头到脚，穿得都是一路上陆续从大户人家抢来的衣服。上流社会的华贵服装，穿在革命战士身上，显出一种颇为离奇的混搭效果——许多男人穿着大户人家妇女的阔袖皮袄，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更有的士兵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内裤误当成某种新式帽子，堂而皇之地套在头顶。凡此种种，让人眼花缭乱。《贼情汇纂》卷六载：“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镶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棉被面及西洋印花饭单裹其首者，青黄红绿，错杂纷披。”柯超《辛壬琐记》载：“……以女子亵衣围项，裙裤蒙头”。
至于各级官员，服装更是斑斓夺目。太平天国称清代满族式的官服为“妖服”，拒绝使用。但是大汉民族的官服如何制作，他们也不清楚。所以一开始，太平天国官员基本上都是抢戏班子的戏服作为官服的。由于官多衣服少，所以每攻克一地，太平军最首要的事就是四处寻找戏班，没收行头。这种现象在许多材料中都有记载，比如涤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说：“初入城时，曾掳戏班中衣服穿着。”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亲自设计天国的官服系统。官服总体上仍然采用戏服风格，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说：“莫言臆造无蓝本，村落戏场颇常见。”天国的高级官员穿黄缎龙袍，中低层官员则穿红缎袍。
太平天国官服有一个与中国历代官服都不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把官名直接写在官帽官服上，以凸显官员阶层的威严荣耀。比如洪秀全的帽子“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至于衣服，则将官名绣在马褂胸前的团花上：“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于马褂前团内。”
对，您没读错，是马褂。洪秀全要求太平军见到穿清代官服也就是“妖服”的人一律杀掉，但是由于常识的缺乏，他和他的战友们居然不知道马褂是彻头彻尾的满族衣服，所以明文规定，在官服的长袍外面，必须套上马褂。故马寿龄接下来讽刺说：“其实马褂及袍袄，依旧用我王朝仪。”
这种误会不光发生在官员身上。客家女子为了劳作方便，从不穿裙子。客家人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们误以为裙子也是满族人传入中国的“妖服”，定都天京后，传谕“全国”，女子一律不得穿裙子，违者痛打。另外不知何故，太平军误认为江浙民间常见的毡帽也是满族服饰，立法严禁。所以当时有歌谣说：“初破城，即下教，女子去裙男去帽。”
二
另一个怪异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性生活的国家。
因为相信“淫为万恶之首”，迷信“性”会降低战斗力，所以太平军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严禁发生性行为。《太平条规》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一旦和异性发生关系，“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格杀勿论”。
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内的“讲道理”、“礼拜”等聚众场合，一律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男人即使到女馆探望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母子之间，也只能隔着门问答。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这一说法在太平天国《天情道理书》的规定中找到了印证：“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为了确保男女隔离，连太平军请民间妇女缝补衣服等，也“概斩不留”。《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规定：“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在这种严厉的政策下，太平天国内的所有公共场合，比如街市茶肆等，男人女人一律不敢交谈：“每入茶肆，但男女不得交谈。”
这样严格的男女禁忌，在中国历史上尚未有先例。中国文化中的男女之大防，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推上了顶峰。
三
除了生活习惯明显区别于清朝统治区外，太平天国的时间系统也自成体系。比如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正月初一，却是大清王朝的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内其他地方刚刚过了小年，太平天国却已经欢度新春了。
“奉正朔”和“改衣冠”一样，在中国文化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政权来说，建立之初，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改年号，以示与旧政权一刀两断。不过创建新历法的行为却极为罕见。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天文历法知识，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极个别的民间宗教家，为了宗教宣传的需要进行过简单的修改历法活动。比如嘉庆年间“收园教主”方荣升就曾经创造了新的历法，每年规定为十八个月，每日规定为十八个时。这种修改，是为了使时间运转符合白莲教的教义——据白莲教传说，未来弥勒佛执掌宇宙时，每年应该是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但这次改历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具体的月份推算方法，还是和旧历一样。
只有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废除了旧的历法，建立了全新的时间体系。这一工作，是由天国政权里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南王冯云山亲自完成的。
出于奇特的农民式的禁忌心理，冯云山认为，中国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因为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所以不规整、不吉利、不完美。用罗尔纲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求完满，要取吉祥，反对亏缺，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他们宣传‘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
因为不用闰法，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以冯云山创立的天历每一年就比实际的年长了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这样累加下来，每二十年就比实际的年多了十六天多，差了一个节气。每四十年，就差了一个月。
为了调整这个误差，冯云山的设计是每四十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减去一个月。不料这个修改方案报上来，洪秀全大不高兴。他认为，在天国之内，事事只能有加无减才吉利。他发布圣旨说：“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一来，天历不但不减，反而每四十年再加上一个月，误差就达到了两个多月。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年之后，太平天国历法规定的冬天，正好出现在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好在太平天国只存在了十六年，天历运行到后来，也不过与实际时间差了十来天，对天国统治区的人民生活没有出现致命的影响。
不过一些小小的不便难以避免。比如天历规定的中秋节，并不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广大太平军“大摆宴席，笙歌竞作”，摆好了瓜果梨桃，聚众赏月，发现月亮升上来后居然不圆，新参加太平军的战士大为愤怒，没想到月亮居然敢不听天父上帝的调遣，遂纷纷搭弓放箭，射向月亮——“见月之不圆也，率众射之”。
四
除了日期与清朝不同外，从外地来到太平军统治区，你还要学习一项新的规矩：聊天说话或者写信作文之时，要记住多达几百个避讳字，否则可能受到严惩。
避讳乃中国特产。中国人认为，直呼尊长之名是不礼貌的，所以皇帝和尊长的名字不可直接提及。这个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不过，在普通时代，这种麻烦还算有限：你一生需要记住的避讳字不过那么几个。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这种麻烦可就大了。
正统王朝的避讳，只是讳皇帝的名字。然而在太平天国治下，需要避讳的名字太多了：你不但要避洪秀全的名字，还要避洪秀全父亲和儿子们的名字；你不但要避天王一家的名字，还要避首义诸王的名字；这些字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而且由于这些起自底层者的名字用的都是“秀”、“全”、“福”、“贵”、“云”、“山”之类的通俗之字，要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避免提到这些字，实在需要时时留意，刻刻惊心。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为止。不但领导者的名字是禁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连“君”、“王”、“臣”、“后”、“主”、“督”这样的字，也因为代表了尊贵和权力，居然也成了需要避讳的字。姓“王”的必须改姓“黄”，“君”字要用“上”来代替，“臣”字要用“下”来代替，“天后”改“添後”、“天厚”。
不但这些尊称是避讳，连“京”、“都”、“宫”、“阙”、“殿”、“府”这样贵族、官员居住的地方，也不许在文字中直接提起……
除了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规则外，洪秀全还创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避讳规则。比如因为洪秀全尊基督为“先师”，所以“师”字不能用，要以“司”字代替。因为《圣经》中称耶稣为“人子”，所以最常用的“子”字居然也被禁用了，《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良民，不得称子民。”又因为“拜上帝教”规定，耶稣是洪秀全的哥哥，所以“哥”字也不能用……
除了以上这些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还有一项极为有特色的避讳——迷信避讳。中国民间历来有迷信避讳的传统，比如百姓日常生活中忌讳提到“死”，以“老”字代之。但是这从来都仅是一个民间习俗而已，只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这种避讳传统首次升级为国家制度。太平天国明确规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许提“败”字，说到“败”时要改为“胜”，所以“战败”必须叫作“战胜”。与此相类似，“丧”、“死”、“亡”、“减”、“无”都是避讳字，“丧事”要叫作“喜事”，“减少”要叫作“斡旋”。因为“无锡”的无字不吉利，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内，这个城市被改名为“抚锡”。
五
一提起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我们的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定式：底层文化是革命的、质朴的、道德的、进步的，上层文化则是专制的、落后的、虚伪的、腐朽的。
这个定式其实并不完全那么靠得住。事实上，建立在贫乏的物质和智力基础上的底层文化，很多时候更听从于嘴巴和胃，而不是大脑和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较有超越性的内容，大都属于上层文化：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什么天下之行，大道为公，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上层文化的命题。“朝闻道，夕死可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类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是底层文化所缺乏的。甚至历代农民起义者喊出的“均田”、“均富”、“摧富益贫”口号，最初也都是儒家学者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农民发明的。
除去水浒式的热情、质朴和反抗精神外，底层文化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专制、保守、愚昧的一面。
底层文化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传统等级宗法制度的要求，相反，在长期的被统治、被压迫中，他们积累了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向往。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表现出对财富、权力的赤裸裸的向往，对威风尊贵、等级制度近乎变态的迷恋，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六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政权。
还早在永安时期，建国大业八字还没一撇，洪秀全就在敌人重重围困中，置敌人数万大军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开始制定等级制度。他忙着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军官多达三十九种。与等级地位相配套的当然是物质待遇，洪秀全专门下诏，将所有物资供应都按级别进行划分，比如他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直至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耗尽心血制定了烦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细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
在行军过程中，他无暇完善这种等级制度体系。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终于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他的创世天赋了。在太平天国之内，贵贱尊卑之分远比清王朝要严、要细。可以说，号称平等的太平天国社会里，等级差别的细化不光是达到了中国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人类史上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社会之中，人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这个等级是代代世袭、永不改变的——为官者，世世为官；为农者，世世为农。各等级之间尊卑分明，权利待遇有着重大差别。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个等级之间，也有精细的内部区分。比如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之间，就有明确的高低贵贱——天王为君，以下东王第一，其次是南、北、翼、燕、豫五王依顺序排列。所以天王称为“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南、北、翼诸王依次要递减一千岁。
这种差别在生活起居的各个细节中都明确地体现出来：天王府的宫殿中的彩绘是双龙双凤，东王府只画一龙一凤，南、北、翼、燕、豫五王府则画一龙一虎；天王冠上绣的是双龙双凤，东、北、翼王的王冠上则绣双龙单凤；这三王的凤凰也有差别：东王帽上的单凤栖于云中，北王的单凤栖于山冈，翼王的单凤栖于牡丹花上。至于龙袍上的差别更为一目了然：天王袍上绣龙九条，东王绣龙八条，北王七条，翼王六条，燕、豫二王各五条。他们下达的文书称呼也不一样：天王的文书叫“诏旨”，东王文书称“诰谕”，北王文书曰“诫谕”，翼王为“训谕”，燕、豫则是“诲谕”。至于玺印，尺寸也有严格不同：天王玺印八寸见方，东王印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以下依次递减。
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派翻译官麦多士与北、翼二王会见。麦多士发现，由于两王排序有先后，所以态度上也分出明显的尊卑：“北王阶级高于翼王，故后者只注视恭听，不与吾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交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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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你们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王的。原来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杀敌来报天王的大恩。现在无敌可杀，所以你们就要贡献女儿来报天王之恩。
针对许多战士对自己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却没有得到回报的抱怨，洪秀全解释说，太平军势如破竹，全靠天父的安排，而不是靠官兵们的牺牲贡献，“有天不有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你打仗再勇敢，也不能获胜。所以功劳应该记在上帝和天王头上，大家都是受益者、受恩者，不应该以功臣自居：“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岂人力所能荡除，实天功之所歼灭！”
进入南京后，太平军强敌环伺，兵火连天，物资供应一度紧张，底层士兵生活非常困难。洪秀全和其他高级将领却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府第。由于人手不足，抬砖、凿池、修塘等重体力活儿都由女子承担，那些原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南京闺秀一个个蓬头垢面，在街上扛木头、搬砖头，这一情景史无前例，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对此，洪秀全和杨秀清又专门组织人“讲道理”，他们说：“然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
洪秀全不能理解，太平天国前期的“讲道理”效果显著，主要不是因为“泥腿子”们容易愚弄，而是因为这种宣传与广大太平军心底渴望胜利、渴望“龙袍角带在天朝”的愿望相契合。到了小天堂之后，洪秀全本应该致力于兑现部分承诺，让追随者享受到一部分利益，以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解放全国”。然而，他一味迷信宣传愚众的效果，不想牺牲任何一点实利。任何一种宣传如果完全沦为私利服务的工具，则无论你怎样巧舌如簧，效果也难免大打折扣。更何况，太平天国后期的宣传是这样的蛮不讲理、信口雌黄。如此繁重而不人道的体力劳动在讲道理者的口中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了“些微劳苦”，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要为高级将领修建豪宅，却被说成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这样“讲道理”没有任何说服力。
事实证明，洗脑绝不是万能的。在太平天国后期，“讲道理”等宣传方式不但不能像前期那样产生巨大的鼓动效果，而且很多时候甚至起反作用。越到后来，这种离谱的宣传就越在人们的头脑中滋生着怀疑。
六
导致太平天国军民信仰最终破灭的是“天京事变”。在太平天国神话里，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且最受上帝信任，不时代上帝发言。韦昌辉则是上帝第六子。如今，在第二子天王的命令下，第六子起兵杀了天父的化身第四子。上帝他老人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个大家庭家破人亡，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于“拜上帝教“教义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连最执着、最昧然的底层信众，在此事过后，对拜上帝教的信仰也彻底动摇了。
“天京事变”后，支撑着太平天国运动的那股神奇的宗教力量彻底失去。太平军内部流传起“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的民谣。各地太平军将领拥兵自重，“各有散意”，全力以赴经营自己的小地盘，上下指挥不灵。支撑太平军作战的唯一动力，就是升官发财这些现世欲望了。洪仁玕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祗知有天父天兄，不怕妖魔鬼……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的命运，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底层文化的狂欢
一
如果你能穿越时空，在1860年前后进入太平军控制区，你会发现你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首先，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着装十分怪异。
太平天国普通士兵的穿着打扮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全身从头到脚，穿得都是一路上陆续从大户人家抢来的衣服。上流社会的华贵服装，穿在革命战士身上，显出一种颇为离奇的混搭效果——许多男人穿着大户人家妇女的阔袖皮袄，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更有的士兵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内裤误当成某种新式帽子，堂而皇之地套在头顶。凡此种种，让人眼花缭乱。《贼情汇纂》卷六载：“有贼妇而着男子马褂，穿厚底镶鞋者，有男贼而着妇人阔袖皮袄者，更有以杂色织棉被面及西洋印花饭单裹其首者，青黄红绿，错杂纷披。”柯超《辛壬琐记》载：“……以女子亵衣围项，裙裤蒙头”。
至于各级官员，服装更是斑斓夺目。太平天国称清代满族式的官服为“妖服”，拒绝使用。但是大汉民族的官服如何制作，他们也不清楚。所以一开始，太平天国官员基本上都是抢戏班子的戏服作为官服的。由于官多衣服少，所以每攻克一地，太平军最首要的事就是四处寻找戏班，没收行头。这种现象在许多材料中都有记载，比如涤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说：“初入城时，曾掳戏班中衣服穿着。”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亲自设计天国的官服系统。官服总体上仍然采用戏服风格，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说：“莫言臆造无蓝本，村落戏场颇常见。”天国的高级官员穿黄缎龙袍，中低层官员则穿红缎袍。
太平天国官服有一个与中国历代官服都不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把官名直接写在官帽官服上，以凸显官员阶层的威严荣耀。比如洪秀全的帽子“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至于衣服，则将官名绣在马褂胸前的团花上：“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于马褂前团内。”
对，您没读错，是马褂。洪秀全要求太平军见到穿清代官服也就是“妖服”的人一律杀掉，但是由于常识的缺乏，他和他的战友们居然不知道马褂是彻头彻尾的满族衣服，所以明文规定，在官服的长袍外面，必须套上马褂。故马寿龄接下来讽刺说：“其实马褂及袍袄，依旧用我王朝仪。”
这种误会不光发生在官员身上。客家女子为了劳作方便，从不穿裙子。客家人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们误以为裙子也是满族人传入中国的“妖服”，定都天京后，传谕“全国”，女子一律不得穿裙子，违者痛打。另外不知何故，太平军误认为江浙民间常见的毡帽也是满族服饰，立法严禁。所以当时有歌谣说：“初破城，即下教，女子去裙男去帽。”
二
另一个怪异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性生活的国家。
因为相信“淫为万恶之首”，迷信“性”会降低战斗力，所以太平军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严禁发生性行为。《太平条规》规定：“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一旦和异性发生关系，“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格杀勿论”。
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内的“讲道理”、“礼拜”等聚众场合，一律实行男女分开的制度。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男人即使到女馆探望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母子之间，也只能隔着门问答。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这一说法在太平天国《天情道理书》的规定中找到了印证：“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为了确保男女隔离，连太平军请民间妇女缝补衣服等，也“概斩不留”。《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规定：“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在这种严厉的政策下，太平天国内的所有公共场合，比如街市茶肆等，男人女人一律不敢交谈：“每入茶肆，但男女不得交谈。”
这样严格的男女禁忌，在中国历史上尚未有先例。中国文化中的男女之大防，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推上了顶峰。
三
除了生活习惯明显区别于清朝统治区外，太平天国的时间系统也自成体系。比如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正月初一，却是大清王朝的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内其他地方刚刚过了小年，太平天国却已经欢度新春了。
“奉正朔”和“改衣冠”一样，在中国文化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政权来说，建立之初，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改年号，以示与旧政权一刀两断。不过创建新历法的行为却极为罕见。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天文历法知识，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极个别的民间宗教家，为了宗教宣传的需要进行过简单的修改历法活动。比如嘉庆年间“收园教主”方荣升就曾经创造了新的历法，每年规定为十八个月，每日规定为十八个时。这种修改，是为了使时间运转符合白莲教的教义——据白莲教传说，未来弥勒佛执掌宇宙时，每年应该是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但这次改历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具体的月份推算方法，还是和旧历一样。
只有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废除了旧的历法，建立了全新的时间体系。这一工作，是由天国政权里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南王冯云山亲自完成的。
出于奇特的农民式的禁忌心理，冯云山认为，中国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因为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所以不规整、不吉利、不完美。用罗尔纲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求完满，要取吉祥，反对亏缺，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他们宣传‘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
因为不用闰法，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以冯云山创立的天历每一年就比实际的年长了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这样累加下来，每二十年就比实际的年多了十六天多，差了一个节气。每四十年，就差了一个月。
为了调整这个误差，冯云山的设计是每四十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减去一个月。不料这个修改方案报上来，洪秀全大不高兴。他认为，在天国之内，事事只能有加无减才吉利。他发布圣旨说：“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一来，天历不但不减，反而每四十年再加上一个月，误差就达到了两个多月。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年之后，太平天国历法规定的冬天，正好出现在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好在太平天国只存在了十六年，天历运行到后来，也不过与实际时间差了十来天，对天国统治区的人民生活没有出现致命的影响。
不过一些小小的不便难以避免。比如天历规定的中秋节，并不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广大太平军“大摆宴席，笙歌竞作”，摆好了瓜果梨桃，聚众赏月，发现月亮升上来后居然不圆，新参加太平军的战士大为愤怒，没想到月亮居然敢不听天父上帝的调遣，遂纷纷搭弓放箭，射向月亮——“见月之不圆也，率众射之”。
四
除了日期与清朝不同外，从外地来到太平军统治区，你还要学习一项新的规矩：聊天说话或者写信作文之时，要记住多达几百个避讳字，否则可能受到严惩。
避讳乃中国特产。中国人认为，直呼尊长之名是不礼貌的，所以皇帝和尊长的名字不可直接提及。这个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不过，在普通时代，这种麻烦还算有限：你一生需要记住的避讳字不过那么几个。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这种麻烦可就大了。
正统王朝的避讳，只是讳皇帝的名字。然而在太平天国治下，需要避讳的名字太多了：你不但要避洪秀全的名字，还要避洪秀全父亲和儿子们的名字；你不但要避天王一家的名字，还要避首义诸王的名字；这些字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而且由于这些起自底层者的名字用的都是“秀”、“全”、“福”、“贵”、“云”、“山”之类的通俗之字，要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避免提到这些字，实在需要时时留意，刻刻惊心。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为止。不但领导者的名字是禁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连“君”、“王”、“臣”、“后”、“主”、“督”这样的字，也因为代表了尊贵和权力，居然也成了需要避讳的字。姓“王”的必须改姓“黄”，“君”字要用“上”来代替，“臣”字要用“下”来代替，“天后”改“添後”、“天厚”。
不但这些尊称是避讳，连“京”、“都”、“宫”、“阙”、“殿”、“府”这样贵族、官员居住的地方，也不许在文字中直接提起……
除了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规则外，洪秀全还创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避讳规则。比如因为洪秀全尊基督为“先师”，所以“师”字不能用，要以“司”字代替。因为《圣经》中称耶稣为“人子”，所以最常用的“子”字居然也被禁用了，《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良民，不得称子民。”又因为“拜上帝教”规定，耶稣是洪秀全的哥哥，所以“哥”字也不能用……
除了以上这些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还有一项极为有特色的避讳——迷信避讳。中国民间历来有迷信避讳的传统，比如百姓日常生活中忌讳提到“死”，以“老”字代之。但是这从来都仅是一个民间习俗而已，只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这种避讳传统首次升级为国家制度。太平天国明确规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许提“败”字，说到“败”时要改为“胜”，所以“战败”必须叫作“战胜”。与此相类似，“丧”、“死”、“亡”、“减”、“无”都是避讳字，“丧事”要叫作“喜事”，“减少”要叫作“斡旋”。因为“无锡”的无字不吉利，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内，这个城市被改名为“抚锡”。
五
一提起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我们的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定式：底层文化是革命的、质朴的、道德的、进步的，上层文化则是专制的、落后的、虚伪的、腐朽的。
这个定式其实并不完全那么靠得住。事实上，建立在贫乏的物质和智力基础上的底层文化，很多时候更听从于嘴巴和胃，而不是大脑和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较有超越性的内容，大都属于上层文化：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什么天下之行，大道为公，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上层文化的命题。“朝闻道，夕死可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类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是底层文化所缺乏的。甚至历代农民起义者喊出的“均田”、“均富”、“摧富益贫”口号，最初也都是儒家学者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农民发明的。
除去水浒式的热情、质朴和反抗精神外，底层文化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专制、保守、愚昧的一面。
底层文化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传统等级宗法制度的要求，相反，在长期的被统治、被压迫中，他们积累了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向往。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表现出对财富、权力的赤裸裸的向往，对威风尊贵、等级制度近乎变态的迷恋，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六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政权。
还早在永安时期，建国大业八字还没一撇，洪秀全就在敌人重重围困中，置敌人数万大军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开始制定等级制度。他忙着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军官多达三十九种。与等级地位相配套的当然是物质待遇，洪秀全专门下诏，将所有物资供应都按级别进行划分，比如他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直至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耗尽心血制定了烦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细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
在行军过程中，他无暇完善这种等级制度体系。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终于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他的创世天赋了。在太平天国之内，贵贱尊卑之分远比清王朝要严、要细。可以说，号称平等的太平天国社会里，等级差别的细化不光是达到了中国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人类史上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社会之中，人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这个等级是代代世袭、永不改变的——为官者，世世为官；为农者，世世为农。各等级之间尊卑分明，权利待遇有着重大差别。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个等级之间，也有精细的内部区分。比如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之间，就有明确的高低贵贱——天王为君，以下东王第一，其次是南、北、翼、燕、豫五王依顺序排列。所以天王称为“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南、北、翼诸王依次要递减一千岁。
这种差别在生活起居的各个细节中都明确地体现出来：天王府的宫殿中的彩绘是双龙双凤，东王府只画一龙一凤，南、北、翼、燕、豫五王府则画一龙一虎；天王冠上绣的是双龙双凤，东、北、翼王的王冠上则绣双龙单凤；这三王的凤凰也有差别：东王帽上的单凤栖于云中，北王的单凤栖于山冈，翼王的单凤栖于牡丹花上。至于龙袍上的差别更为一目了然：天王袍上绣龙九条，东王绣龙八条，北王七条，翼王六条，燕、豫二王各五条。他们下达的文书称呼也不一样：天王的文书叫“诏旨”，东王文书称“诰谕”，北王文书曰“诫谕”，翼王为“训谕”，燕、豫则是“诲谕”。至于玺印，尺寸也有严格不同：天王玺印八寸见方，东王印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以下依次递减。
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派翻译官麦多士与北、翼二王会见。麦多士发现，由于两王排序有先后，所以态度上也分出明显的尊卑：“北王阶级高于翼王，故后者只注视恭听，不与吾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交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