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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操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操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操。这一天，曹操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操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操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爽死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
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操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操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操。这一天，曹操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操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操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爽死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