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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镖局既无用，主人的枪更成落伍、过气的东西，一身技艺，施不能施，传不得传，人家打上门来，要与他较量，比一高下，他则淡然处之，坚决不应，也不外授。
送走了肇事的，一切平静了，故事本该结束，主人的内心却再难平服，毕竟多少年风餐露宿，辛勤学得的本事，曾经二十年无敌手，创下盛名“五虎断魂枪”的功夫，能说丢就丢了？
只能夜静人稀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夜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月下练枪，一颗失落了自我的灵魂，是不甘的，还想苦苦挣扎。
所以，外在的情节故事及其冲突，渐渐弱减，最终都化成了结尾处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作者的笔，也从传统性的情节叙事，转到了现代性的非情节叙事。
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
此文简短，无妨赏析：
过了节，检查日货嚷嚷动了。周掌柜痪了似的上东洋货。检查队已经出动，周掌柜把东洋货全摆在大面上，而且下了命令：“进来买主，先拿日本布；别处不敢卖，咱们正好作一批生意。看见乡下人，明说这是东洋布，他们认这个；对城里的人，说德国货。”
检查队到了，周掌柜脸上要笑出几个蝴蝶儿来，让吸烟，让喝茶。
”三合祥，冲这三个字，不是卖东洋货的地方，所以呀！诸位看吧！门口那些有德国布，也有土布；内柜都是国货绸缎，小号在南方有联号，自办自运。”
大家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柜笑了：“张福来，把后边剩下的那匹东洋布拿来。”
布拿来了。他扯住检查队的队长：“先生，不屈心，只剩下这么一匹东洋布，跟先生穿的这件大衫一样的材料，所以呀！”他回过头来，“福来，把这匹料子扔到街上去！”
队长看着自己的大衫，头也没抬，便走出去了。
这批随时可以变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的日本布赚了一大笔钱。
有识货的人，当着周掌柜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柜会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货去，难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吗？”然后对买主：“什么人要什么货，白给你这个，你也不要，所以呀！”于是又作了一号买卖。
客人临走，好像怪舍不得周掌柜。辛德治看透了，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周掌柜是个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这儿千，他越佩服周掌柜，心里越难过。他的汗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稳一些，他得离开这样的三合祥。
可是，没等到他在别处找好位置，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天成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虽然不一定发生什么效力。他知道哪些位东家是更老派一些，他知道怎样打动他们。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的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字号与利益两顾着——他知道这必能打动了东家们。
他心里，可是，另有个主意。钱掌柜回来，一切就都回来，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么也不是。他想好了：减去煤气灯、洋鼓洋号、广告、传单、烟卷；至必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减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笔开销。况且，不出声而贱卖，尺大而货物地道。难道人们就都是傻子吗？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挂上宫灯那天，天成号门口放了两只骆驼，骆驼身上披满了各色的缎条，驼峰上安着一明一灭的五彩电灯。骆驼的左右辟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钱，凑足了十个人就开彩，一毛钱有得一匹摩登绸的希望。天成门外成了庙会，挤不动的人。真有笑嘻嘻夹走一匹摩登绸的嘛！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
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边走去。
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只有几位老主顾，时常来买点东西；可也有时候只和钱掌柜说会儿话，慨叹着年月这样穷，喝两碗茶就走，什么也不买。
辛德治喜欢听他们说话，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
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
> 镖局既无用，主人的枪更成落伍、过气的东西，一身技艺，施不能施，传不得传，人家打上门来，要与他较量，比一高下，他则淡然处之，坚决不应，也不外授。
送走了肇事的，一切平静了，故事本该结束，主人的内心却再难平服，毕竟多少年风餐露宿，辛勤学得的本事，曾经二十年无敌手，创下盛名“五虎断魂枪”的功夫，能说丢就丢了？
只能夜静人稀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夜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月下练枪，一颗失落了自我的灵魂，是不甘的，还想苦苦挣扎。
所以，外在的情节故事及其冲突，渐渐弱减，最终都化成了结尾处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作者的笔，也从传统性的情节叙事，转到了现代性的非情节叙事。
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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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队到了，周掌柜脸上要笑出几个蝴蝶儿来，让吸烟，让喝茶。
”三合祥，冲这三个字，不是卖东洋货的地方，所以呀！诸位看吧！门口那些有德国布，也有土布；内柜都是国货绸缎，小号在南方有联号，自办自运。”
大家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柜笑了：“张福来，把后边剩下的那匹东洋布拿来。”
布拿来了。他扯住检查队的队长：“先生，不屈心，只剩下这么一匹东洋布，跟先生穿的这件大衫一样的材料，所以呀！”他回过头来，“福来，把这匹料子扔到街上去！”
队长看着自己的大衫，头也没抬，便走出去了。
这批随时可以变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的日本布赚了一大笔钱。
有识货的人，当着周掌柜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柜会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货去，难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吗？”然后对买主：“什么人要什么货，白给你这个，你也不要，所以呀！”于是又作了一号买卖。
客人临走，好像怪舍不得周掌柜。辛德治看透了，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周掌柜是个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这儿千，他越佩服周掌柜，心里越难过。他的汗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稳一些，他得离开这样的三合祥。
可是，没等到他在别处找好位置，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天成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虽然不一定发生什么效力。他知道哪些位东家是更老派一些，他知道怎样打动他们。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的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字号与利益两顾着——他知道这必能打动了东家们。
他心里，可是，另有个主意。钱掌柜回来，一切就都回来，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么也不是。他想好了：减去煤气灯、洋鼓洋号、广告、传单、烟卷；至必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减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笔开销。况且，不出声而贱卖，尺大而货物地道。难道人们就都是傻子吗？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挂上宫灯那天，天成号门口放了两只骆驼，骆驼身上披满了各色的缎条，驼峰上安着一明一灭的五彩电灯。骆驼的左右辟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钱，凑足了十个人就开彩，一毛钱有得一匹摩登绸的希望。天成门外成了庙会，挤不动的人。真有笑嘻嘻夹走一匹摩登绸的嘛！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
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边走去。
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只有几位老主顾，时常来买点东西；可也有时候只和钱掌柜说会儿话，慨叹着年月这样穷，喝两碗茶就走，什么也不买。
辛德治喜欢听他们说话，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
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