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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恭问陛下圣安”
周亚夫带着一大票将军,人人身被甲胄,腰跨佩剑,微微恭身对刘彻行了个军礼。
“丞相与诸将军被甲而来,所为何事啊?”刘彻敲了敲案几,揣着明白当糊涂,故意问道。
汉室的武人集团,最近一两年来,在刘彻或明或暗的鼓励下,向着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康庄大道狂飙不已。
现在,过去一度强盛的绥靖和和平声音,几乎已经从武将集团里消失的干干净净。
特别是武苑开学后,来自天下郡国地方的数百位中高级的军官进入武苑深造。
这些人基本都是从长城防线和北方郡国调来长安的。
他们的家族和家乡,在过去长期处于匈奴入侵的威胁之下,过去几十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阵亡或者负伤。
自然,他们对匈奴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人就是汉室最坚定的主战派。
当他们来到长安,进入武苑入读,他们的声音和力量,顿时就得到了成倍的增加。
再也没有人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和主张。
哪怕是再圣母的主和派,面对这些来自北方郡国的校尉司马们的呼声,也只能捏着鼻子帮他们摇旗呐喊。
因为,凡是敢跟他们对着干的人,等于跟北方武将地主集团对着干,等于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而任何政治势力或者学术思想,一旦被万民唾弃,百姓自然会用脚投票,让他们下台滚蛋。
就连国家和皇帝,都不敢逆民意和民声而动。
这也是军国主义跟帝国主义最擅长的把戏以民意裹挟思想和政治。
不跟我们走的,我们就让你跟先帝走
若不是还有个太学的文人在制衡这些武将,现在,朝堂之上。保证每次开朝会,第一个议题必然是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陛下到底什么时候报高祖、吕后、太宗之仇啊?
但哪怕是太学的学生跟文人士大夫们。其实也基本上都是主战派。
只是,他们相对于武将,稍微温和一些。
还要讲个什么‘夷狄从来无道,所以自古王者皆义师伐之’。
他们的意思是,仗还是要打的。但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由我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士大夫来安排,粗鄙武夫,还是乖乖坐下来,听我们安排,让你打哪就打哪,别哔哔。
就是剩下的少数几个和平人士和圣母,也不敢说‘世界和平最重要’,只能扯些以德服人。用义服远。
主张不能打不义之战,而应该‘兴王师以伐无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界和思想界,自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老老实实的加入到了鼓吹战争好处和利益之中。
“陛下,臣等听闻,前月辛卯,长沙国梅岭榷市之中,有南越兵悍然进入,杀我商民十数人!”周亚夫抬起头。大义凛然的对刘彻道:“此等大逆无道,置陛下甲子诏谕于不顾的暴行,令天下士民,无不震怖。臣虽愚昧,不达大义,更不明诗所述之意,然,亦义愤填膺,恳请陛下穷究此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大将军窦婴马上就带着军方的将军们恭身屈礼。请求道:“臣等恳请陛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刘彻看着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个个面红耳赤,激动不已的将军们。
心里面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
自登基之后,若说什么事情,令他最为骄傲。
毫无疑问,就是在太宗孝文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皇帝是受命于天,保护华夏子民的这么个概念。
这个概念说不上多先进。
千余年前的殷商时期,就有类似论述了。
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但长久以来,这只是个口号而已,喊喊就行了,也没人当真过。
直至刘彻的祖父太宗孝文皇帝统治时期,这位天子第一个提出了‘天下治乱,在朕一人’的口号,并从旧有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皇帝不再只要权力,而不负担义务和责任的例子。
这离皇帝宣布朕就是百姓的保护人,谁动朕的子民,朕砍他四肢,只有一步之遥。
刘彻上台后,通过甲子诏谕,迈出了这最后一步。
明确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负有保护自己治下子民的义务的这个事实。并用卫满朝鲜的尸体,证明了皇帝跟国家的意志与决心。
从那以后,舆论与思想,就围绕着刘彻这个表述,自我进行了调整。
儒家反应最快,很快就把孟子给抬出来,出现了基于思孟学派思想基础上的重民派。
如今,无论你自己到底怎么想,但最起码在明面上,诸子百家,再也没有什么家伙敢做内残外忍的勾当了。
任何一个敢于说让中国忍耐,给夷狄让利,换取和平的家伙,马上就会被无数个大喷子喷成半身不遂。
这样的变化,在刘彻看来,是一个不亚于蒸汽机明的伟大进步。
从此以后,刘氏皇族,就可以把‘天下百姓保护人’的头衔挂在胸前,任何后代皇帝,都得遵循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进。
最起码在表面上,朝野舆论和国家决策,要考虑刘彻的表述。
这就跟不管换了多少个波ss,太祖太宗的思想理论,没有人敢丢弃。
哪怕再不喜欢,也得把这两位当神主牌给供起来。
每次开会,都得在‘沿着太祖思想,太宗理论的伟大道路上胜利前进’的开场白中开始。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周亚夫和将军们的表现,就是因甲子诏谕后的舆论和思想变化而导致的结果。
你要换几年前,别说南越杀了十几个商人了,就是他入侵汉室国土。杀略边民了,恐怕朝臣们先想到的,不是杀气腾腾的来找刘彻要求复仇、出兵。
顶多撑死了,会有人提议派个使者过去训诫一顿。
南越乖乖退兵。服软,认错,事情就算完结了。
除非皇帝要求,不然,以官僚的尿性。他们绝对不会擅自在战和问题上开口。
但甲子诏谕后就不同了。
皇帝作为天下百姓的保护人,成为了政治正确。
谁擅自侵害汉室子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谁就是在打皇帝的脸。
所谓主辱臣死,朝臣与官僚们,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 -->>
“臣等恭问陛下圣安”
周亚夫带着一大票将军,人人身被甲胄,腰跨佩剑,微微恭身对刘彻行了个军礼。
“丞相与诸将军被甲而来,所为何事啊?”刘彻敲了敲案几,揣着明白当糊涂,故意问道。
汉室的武人集团,最近一两年来,在刘彻或明或暗的鼓励下,向着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康庄大道狂飙不已。
现在,过去一度强盛的绥靖和和平声音,几乎已经从武将集团里消失的干干净净。
特别是武苑开学后,来自天下郡国地方的数百位中高级的军官进入武苑深造。
这些人基本都是从长城防线和北方郡国调来长安的。
他们的家族和家乡,在过去长期处于匈奴入侵的威胁之下,过去几十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阵亡或者负伤。
自然,他们对匈奴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人就是汉室最坚定的主战派。
当他们来到长安,进入武苑入读,他们的声音和力量,顿时就得到了成倍的增加。
再也没有人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和主张。
哪怕是再圣母的主和派,面对这些来自北方郡国的校尉司马们的呼声,也只能捏着鼻子帮他们摇旗呐喊。
因为,凡是敢跟他们对着干的人,等于跟北方武将地主集团对着干,等于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而任何政治势力或者学术思想,一旦被万民唾弃,百姓自然会用脚投票,让他们下台滚蛋。
就连国家和皇帝,都不敢逆民意和民声而动。
这也是军国主义跟帝国主义最擅长的把戏以民意裹挟思想和政治。
不跟我们走的,我们就让你跟先帝走
若不是还有个太学的文人在制衡这些武将,现在,朝堂之上。保证每次开朝会,第一个议题必然是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陛下到底什么时候报高祖、吕后、太宗之仇啊?
但哪怕是太学的学生跟文人士大夫们。其实也基本上都是主战派。
只是,他们相对于武将,稍微温和一些。
还要讲个什么‘夷狄从来无道,所以自古王者皆义师伐之’。
他们的意思是,仗还是要打的。但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由我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士大夫来安排,粗鄙武夫,还是乖乖坐下来,听我们安排,让你打哪就打哪,别哔哔。
就是剩下的少数几个和平人士和圣母,也不敢说‘世界和平最重要’,只能扯些以德服人。用义服远。
主张不能打不义之战,而应该‘兴王师以伐无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界和思想界,自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老老实实的加入到了鼓吹战争好处和利益之中。
“陛下,臣等听闻,前月辛卯,长沙国梅岭榷市之中,有南越兵悍然进入,杀我商民十数人!”周亚夫抬起头。大义凛然的对刘彻道:“此等大逆无道,置陛下甲子诏谕于不顾的暴行,令天下士民,无不震怖。臣虽愚昧,不达大义,更不明诗所述之意,然,亦义愤填膺,恳请陛下穷究此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大将军窦婴马上就带着军方的将军们恭身屈礼。请求道:“臣等恳请陛下为无辜死难士民复仇!”
刘彻看着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个个面红耳赤,激动不已的将军们。
心里面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
自登基之后,若说什么事情,令他最为骄傲。
毫无疑问,就是在太宗孝文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皇帝是受命于天,保护华夏子民的这么个概念。
这个概念说不上多先进。
千余年前的殷商时期,就有类似论述了。
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但长久以来,这只是个口号而已,喊喊就行了,也没人当真过。
直至刘彻的祖父太宗孝文皇帝统治时期,这位天子第一个提出了‘天下治乱,在朕一人’的口号,并从旧有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皇帝不再只要权力,而不负担义务和责任的例子。
这离皇帝宣布朕就是百姓的保护人,谁动朕的子民,朕砍他四肢,只有一步之遥。
刘彻上台后,通过甲子诏谕,迈出了这最后一步。
明确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负有保护自己治下子民的义务的这个事实。并用卫满朝鲜的尸体,证明了皇帝跟国家的意志与决心。
从那以后,舆论与思想,就围绕着刘彻这个表述,自我进行了调整。
儒家反应最快,很快就把孟子给抬出来,出现了基于思孟学派思想基础上的重民派。
如今,无论你自己到底怎么想,但最起码在明面上,诸子百家,再也没有什么家伙敢做内残外忍的勾当了。
任何一个敢于说让中国忍耐,给夷狄让利,换取和平的家伙,马上就会被无数个大喷子喷成半身不遂。
这样的变化,在刘彻看来,是一个不亚于蒸汽机明的伟大进步。
从此以后,刘氏皇族,就可以把‘天下百姓保护人’的头衔挂在胸前,任何后代皇帝,都得遵循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前进。
最起码在表面上,朝野舆论和国家决策,要考虑刘彻的表述。
这就跟不管换了多少个波ss,太祖太宗的思想理论,没有人敢丢弃。
哪怕再不喜欢,也得把这两位当神主牌给供起来。
每次开会,都得在‘沿着太祖思想,太宗理论的伟大道路上胜利前进’的开场白中开始。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周亚夫和将军们的表现,就是因甲子诏谕后的舆论和思想变化而导致的结果。
你要换几年前,别说南越杀了十几个商人了,就是他入侵汉室国土。杀略边民了,恐怕朝臣们先想到的,不是杀气腾腾的来找刘彻要求复仇、出兵。
顶多撑死了,会有人提议派个使者过去训诫一顿。
南越乖乖退兵。服软,认错,事情就算完结了。
除非皇帝要求,不然,以官僚的尿性。他们绝对不会擅自在战和问题上开口。
但甲子诏谕后就不同了。
皇帝作为天下百姓的保护人,成为了政治正确。
谁擅自侵害汉室子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谁就是在打皇帝的脸。
所谓主辱臣死,朝臣与官僚们,必然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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