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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泥版印刷术却不知换成木版甚至是铜版活字。
没有发明创新能力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而想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得从教育上入手。人才就是国家的新鲜血液,教育方面不到位,国家便没法持续发展,所以朝堂上都是年逾五六十的老一辈在扛大梁,年少一辈的出众者只有那寥寥几人。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士族,这些士族掌握着书籍字章,代代奉若珍宝似的不外传示人,寻常百姓即使有聪颖好学者,想要读书识字也是一种奢望。如今大晋识字者百不足一,其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但是士族多为官宦富贵之家,天下承平数十年,士族子弟的官位又有九品中正制做保证,所以他们多不务正业,不好学习。让这样一群庸才甚至是废物管理天下,大晋不灭亡才是怪事。
像卫恒蒯钦刘琨这样出身名家又勤奋好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司马衷虽然改革了官制,但是选官的途径只有从士族中任命这一条,不是他看不起底层百姓,而是识字且懂些朝政的还都是这些不成器的士族,瘸子里面挑将军,司马衷也很为难。
后世所传的魏晋名士之风也是政治体制所致,只要你出身名家就能有官可做,这些世家子弟是全国少有的文化人,自小继承了家族的学问,在当时说是名士也不为过。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也不会整日勤学苦练,而是喝点酒磕点丹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蒯钦三十多岁成为财政部这样重要部门的尚书,手下又没有多少精于算术的官吏,所以每天都是忙碌个半死,从各个郡县的农税商税到其他部门的预算开支,就让他每日倒在公署里办公,数月下来人也瘦了面容也憔悴了。
司马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民政部要注重农事,百姓春种秋收都是影响国家收入的大事,可是下级官吏多为世家子弟,生活优越的他们对农事知之甚少。没办法,司马玮只好亲自上阵,在司州郡县里调查农事和民情,一个二十来岁的郡王风尘仆仆走在田地间,像极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其他各部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世家子弟虽然会读书识字,可是老王改革官制之后,专业性人才体现得尤为重要,就像是理工企业招了一批文科人员,运作起来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这几部尚书经常来内阁哭诉,说人才太少,卫瓘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把这种情况汇报给了司马衷。
能当官的人安逸懒散,怎样改变现状呢?司马衷踱步想道,看来是时候把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搬出来了。
“儿臣参见父皇。”司马遹下课后从何劭那里得知司马衷驾到,便马不停蹄赶来,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怀?父皇来东宫看他可是第一次呢。
人知道泥版印刷术却不知换成木版甚至是铜版活字。
没有发明创新能力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而想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得从教育上入手。人才就是国家的新鲜血液,教育方面不到位,国家便没法持续发展,所以朝堂上都是年逾五六十的老一辈在扛大梁,年少一辈的出众者只有那寥寥几人。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士族,这些士族掌握着书籍字章,代代奉若珍宝似的不外传示人,寻常百姓即使有聪颖好学者,想要读书识字也是一种奢望。如今大晋识字者百不足一,其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但是士族多为官宦富贵之家,天下承平数十年,士族子弟的官位又有九品中正制做保证,所以他们多不务正业,不好学习。让这样一群庸才甚至是废物管理天下,大晋不灭亡才是怪事。
像卫恒蒯钦刘琨这样出身名家又勤奋好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司马衷虽然改革了官制,但是选官的途径只有从士族中任命这一条,不是他看不起底层百姓,而是识字且懂些朝政的还都是这些不成器的士族,瘸子里面挑将军,司马衷也很为难。
后世所传的魏晋名士之风也是政治体制所致,只要你出身名家就能有官可做,这些世家子弟是全国少有的文化人,自小继承了家族的学问,在当时说是名士也不为过。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也不会整日勤学苦练,而是喝点酒磕点丹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蒯钦三十多岁成为财政部这样重要部门的尚书,手下又没有多少精于算术的官吏,所以每天都是忙碌个半死,从各个郡县的农税商税到其他部门的预算开支,就让他每日倒在公署里办公,数月下来人也瘦了面容也憔悴了。
司马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民政部要注重农事,百姓春种秋收都是影响国家收入的大事,可是下级官吏多为世家子弟,生活优越的他们对农事知之甚少。没办法,司马玮只好亲自上阵,在司州郡县里调查农事和民情,一个二十来岁的郡王风尘仆仆走在田地间,像极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其他各部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世家子弟虽然会读书识字,可是老王改革官制之后,专业性人才体现得尤为重要,就像是理工企业招了一批文科人员,运作起来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这几部尚书经常来内阁哭诉,说人才太少,卫瓘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把这种情况汇报给了司马衷。
能当官的人安逸懒散,怎样改变现状呢?司马衷踱步想道,看来是时候把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搬出来了。
“儿臣参见父皇。”司马遹下课后从何劭那里得知司马衷驾到,便马不停蹄赶来,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怀?父皇来东宫看他可是第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