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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的信条后，他的军队就成为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上一脚，落井下石。
当然，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而言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的脑袋还是很值钱的。
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
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
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湖口，但此时的陈友谅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才勉强打开湖口通道。
此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朱元璋不会放过他。
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多年，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故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追来。
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也就在此时，一支冷箭射来，穿透了他的头颅。
一切就此结束了。
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
陈友谅死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并带回了武昌。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鄱阳湖之战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
对于朱元璋的胜利，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由于决战的地点在康郎山，老百姓认为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点选得不好：“猪（朱）见糠（康），喜洋洋。”所以陈友谅才失败。如果陈友谅泉下有知，只怕会气活过来。
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理，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威胁。斩草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个根也是必须的。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理所在地、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眼看形势不妙，就带着陈理投降了。
朱元璋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
“天下足定矣！”
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出家当了和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气，一口气活到永乐十五年（1417）才死，年一百岁。朱元璋死后，他还活了二十年，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诸位可以借鉴，遇到恨透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用张定边的事迹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
我们回头来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毫无疑问，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
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坚持到了最后。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
可惜，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是朱元璋。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样变成地主的，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
轻松之余，我希望能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述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深度的问题，谈一谈也好，说到底，能明白明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地球人都明白。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成功后，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大地主。几千年来，历史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姓项的地主，姓李的地主取代姓杨的地主，从无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
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有无人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比如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后召集了三万人，占据了一块地盘，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怎么养活三万人呢？这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地主家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想取多少就有多少，把地主抢光了，吃什么呢？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他就必须召集农民，将地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
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
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地涨、电信公司一定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
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
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的信条后，他的军队就成为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上一脚，落井下石。
当然，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而言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的脑袋还是很值钱的。
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
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
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湖口，但此时的陈友谅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才勉强打开湖口通道。
此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朱元璋不会放过他。
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多年，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故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追来。
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也就在此时，一支冷箭射来，穿透了他的头颅。
一切就此结束了。
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
陈友谅死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并带回了武昌。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鄱阳湖之战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
对于朱元璋的胜利，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由于决战的地点在康郎山，老百姓认为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点选得不好：“猪（朱）见糠（康），喜洋洋。”所以陈友谅才失败。如果陈友谅泉下有知，只怕会气活过来。
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理，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威胁。斩草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个根也是必须的。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理所在地、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眼看形势不妙，就带着陈理投降了。
朱元璋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
“天下足定矣！”
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出家当了和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气，一口气活到永乐十五年（1417）才死，年一百岁。朱元璋死后，他还活了二十年，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诸位可以借鉴，遇到恨透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用张定边的事迹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
我们回头来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毫无疑问，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
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坚持到了最后。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
可惜，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是朱元璋。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样变成地主的，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
轻松之余，我希望能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述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深度的问题，谈一谈也好，说到底，能明白明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地球人都明白。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成功后，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大地主。几千年来，历史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姓项的地主，姓李的地主取代姓杨的地主，从无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
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有无人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比如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后召集了三万人，占据了一块地盘，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怎么养活三万人呢？这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地主家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想取多少就有多少，把地主抢光了，吃什么呢？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他就必须召集农民，将地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
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
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地涨、电信公司一定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
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