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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移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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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移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