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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sp;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