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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é叹道：“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准备，等会儿他醒了，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é，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 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著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 when？（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
说罢，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
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苦笑着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以为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
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心头微微一暖，我的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
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半抱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é，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礼貌，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别扭。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儿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é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é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é，”我忽然说，“我得洗个澡。”
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é叹道：“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准备，等会儿他醒了，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é，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 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著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 when？（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
说罢，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
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苦笑着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以为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
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心头微微一暖，我的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
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半抱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é，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礼貌，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别扭。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儿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é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é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é，”我忽然说，“我得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