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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后世小白，都知道一条朴素的道理：蜀道难，入蜀容易出蜀难。
诸葛亮六出祁山失败，后勤补给困难，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教训，哪怕智谋强如李素，也得如临大敌认真对待。
他当然不会意淫什么“如果跟魏延一样才用子午谷奇谋就能赢”的速胜论了。
不过，在通盘考虑之后，李素觉得他面临的形势跟诸葛亮六出祁山还是很不一样的。
正如后世谯周复盘诸葛亮北伐的《仇国伦》写的那样——别看谯周这人人品比较投降派，但是文章里面有一两点道理还是很精辟的。
那就是谯周认为：由蜀伐关中，在“秦末之世”的世界格局下，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汉高祖刘邦成功了。但诸葛亮和姜维北伐时，天下的格局已经不是“秦末之世”而是“战国之世”。
谯周对这两种世界架构的认定区别，就在于秦末之世是“天下所有政权都草创未久、谁都没建立起权威，所以天下人心归附的变化很容易”，刘邦面对的不是统一的项羽，而仅仅是根基不稳的关中三王，一击得手就有了。
而战国之世则是“天下各国立国已久，天下百姓也都习惯了归属于自己的君主”，就像诸葛亮后面几次北伐时，面对的都是稳定存在的、整合了整个北方的魏国，所以不行。
事实上这一点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当初他最理想主义的北伐方略，就是要先有“待天下有变”这个先决条件，然后再出师。比如你得等到北朝刚死了皇帝朝局不稳、或者是有司马叛魏、魏宗室反扑内战等等。
连以刘禅的智商，后来给姜维的北伐诏书都写了“不要徒耗兵力，需待吴先举动”，可见刘禅都知道不能单挑稳定状态的魏，一定要等到“有变”。
只是到了实际执行层面，诸葛第一次北伐大好机会却没成功，而后面几次已经没有了突然性和“天下有变”的条件，但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寿命不久等不得了，才强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李素今天要是能让刘备入川，将来北伐时的根本设定就截然不同了——因为李素有把握让刘备得到一个“秦末之世”的天下格局，而非“战国之世”。
他提前了三十年北伐，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稳固北方，而是董卓，甚至再苟一点可以只面对李傕郭汜。李傕郭汜这两人历史上还有内讧的可能性。
在这种天下人还习惯了汉的统治、任何军阀都没建立起超过两代人的稳固人心的情况下，可不就是“秦末之世”么！
想明白这两点后，李素在心中暗忖总结：“所以，自闭保住辽东不是问题，将来的北伐也不是问题。眼下就只剩最后一个去汉中的难题——
夺取了益州之后，会不会跟历史上刘备夺刘璋时那样，落下‘夺同宗之基业’的骂名？会不会对刘备积累了半辈子的仁德形象和凝聚力感召力形成打击？”
这也是不得不慎的。
别看《三国演义》上把刘备夺刘璋后写得名望并无损害，可事实上按正史，当时益州甚至荆州的人心都是有些浮动的，读书人阶层的动摇尤其厉害。
仁德人设如果崩塌，是一个很大的无形资产损失。
但稍微想了一会儿之后，李素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能回避，回避的关键，就看到时候怎么操作朝廷了。
只要最终告刘焉的状告得好，那刘备就是“奉天子明诏讨大逆僭越之臣刘焉”，这跟师出无名的“夺同宗之基业”，在大义名分上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这里也有一个操作的关键，那就是你这个天子明诏最好早点拿到。
汉灵帝活着的时候估计不可能，最好是打点时间差，在灵帝驾崩后、少帝继位而何进又还没被杀的那几个月，讨到这份“调刘焉回京述职查问”的诏书。
最晚最晚，不能晚于献帝继位、而诸侯还未开始讨董之前。那样的话，天子诏书的含金量依然是非常高的（尽管比何进辅少帝那几个月要稍微降低一点）
因为群雄讨董一旦开始，那你再拿天子明诏，刘焉也有可能以“这份天子明诏不是天子本意，而是贼臣董卓挟天子发的乱命”为借口抵抗了。到时候哪怕刘焉原本不想讨董，面对刘备的讨伐肯定也要拼死打出讨董的旗号，甚至把刘备说成是“甘于服从董卓乱命的鹰犬”。
不管这种抵抗的烈度有多大，总归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然了，这里必须说一句，“甘于服从董卓乱命的鹰犬”这种罪名，也不是多大的事儿。被这么指控的人，完全也可以自辩“我不是服从董卓，我服从的是天子和朝廷”。
历史上刘表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刘表可是诸侯已经开始讨董、荆州刺史王睿都被孙坚杀了之后，才被董卓遥命为荆州刺史的。
刘表上任后一打讨董的孙坚，二弹劾刘焉僭越天子仪仗，可没少被当时的人喷成“服从董卓”。但刘表始终坚持说自己服从的不是董卓而是朝廷，最终名声依然不错，乱世中来荆州归附躲避战乱的名士不要太多。
只是李素要精益求精，所以哪怕这一丁点稍微坏名声的DEBUFF都不想承担，他在求名的布局上，要做得比历史同期的刘表更好！
这三个问题在李素脑中全部解决了，一切漏洞也就基本上堵好，可以实际操盘了。
游的后世小白，都知道一条朴素的道理：蜀道难，入蜀容易出蜀难。
诸葛亮六出祁山失败，后勤补给困难，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教训，哪怕智谋强如李素，也得如临大敌认真对待。
他当然不会意淫什么“如果跟魏延一样才用子午谷奇谋就能赢”的速胜论了。
不过，在通盘考虑之后，李素觉得他面临的形势跟诸葛亮六出祁山还是很不一样的。
正如后世谯周复盘诸葛亮北伐的《仇国伦》写的那样——别看谯周这人人品比较投降派，但是文章里面有一两点道理还是很精辟的。
那就是谯周认为：由蜀伐关中，在“秦末之世”的世界格局下，是有可能成功的，所以汉高祖刘邦成功了。但诸葛亮和姜维北伐时，天下的格局已经不是“秦末之世”而是“战国之世”。
谯周对这两种世界架构的认定区别，就在于秦末之世是“天下所有政权都草创未久、谁都没建立起权威，所以天下人心归附的变化很容易”，刘邦面对的不是统一的项羽，而仅仅是根基不稳的关中三王，一击得手就有了。
而战国之世则是“天下各国立国已久，天下百姓也都习惯了归属于自己的君主”，就像诸葛亮后面几次北伐时，面对的都是稳定存在的、整合了整个北方的魏国，所以不行。
事实上这一点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当初他最理想主义的北伐方略，就是要先有“待天下有变”这个先决条件，然后再出师。比如你得等到北朝刚死了皇帝朝局不稳、或者是有司马叛魏、魏宗室反扑内战等等。
连以刘禅的智商，后来给姜维的北伐诏书都写了“不要徒耗兵力，需待吴先举动”，可见刘禅都知道不能单挑稳定状态的魏，一定要等到“有变”。
只是到了实际执行层面，诸葛第一次北伐大好机会却没成功，而后面几次已经没有了突然性和“天下有变”的条件，但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寿命不久等不得了，才强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李素今天要是能让刘备入川，将来北伐时的根本设定就截然不同了——因为李素有把握让刘备得到一个“秦末之世”的天下格局，而非“战国之世”。
他提前了三十年北伐，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稳固北方，而是董卓，甚至再苟一点可以只面对李傕郭汜。李傕郭汜这两人历史上还有内讧的可能性。
在这种天下人还习惯了汉的统治、任何军阀都没建立起超过两代人的稳固人心的情况下，可不就是“秦末之世”么！
想明白这两点后，李素在心中暗忖总结：“所以，自闭保住辽东不是问题，将来的北伐也不是问题。眼下就只剩最后一个去汉中的难题——
夺取了益州之后，会不会跟历史上刘备夺刘璋时那样，落下‘夺同宗之基业’的骂名？会不会对刘备积累了半辈子的仁德形象和凝聚力感召力形成打击？”
这也是不得不慎的。
别看《三国演义》上把刘备夺刘璋后写得名望并无损害，可事实上按正史，当时益州甚至荆州的人心都是有些浮动的，读书人阶层的动摇尤其厉害。
仁德人设如果崩塌，是一个很大的无形资产损失。
但稍微想了一会儿之后，李素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能回避，回避的关键，就看到时候怎么操作朝廷了。
只要最终告刘焉的状告得好，那刘备就是“奉天子明诏讨大逆僭越之臣刘焉”，这跟师出无名的“夺同宗之基业”，在大义名分上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这里也有一个操作的关键，那就是你这个天子明诏最好早点拿到。
汉灵帝活着的时候估计不可能，最好是打点时间差，在灵帝驾崩后、少帝继位而何进又还没被杀的那几个月，讨到这份“调刘焉回京述职查问”的诏书。
最晚最晚，不能晚于献帝继位、而诸侯还未开始讨董之前。那样的话，天子诏书的含金量依然是非常高的（尽管比何进辅少帝那几个月要稍微降低一点）
因为群雄讨董一旦开始，那你再拿天子明诏，刘焉也有可能以“这份天子明诏不是天子本意，而是贼臣董卓挟天子发的乱命”为借口抵抗了。到时候哪怕刘焉原本不想讨董，面对刘备的讨伐肯定也要拼死打出讨董的旗号，甚至把刘备说成是“甘于服从董卓乱命的鹰犬”。
不管这种抵抗的烈度有多大，总归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然了，这里必须说一句，“甘于服从董卓乱命的鹰犬”这种罪名，也不是多大的事儿。被这么指控的人，完全也可以自辩“我不是服从董卓，我服从的是天子和朝廷”。
历史上刘表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刘表可是诸侯已经开始讨董、荆州刺史王睿都被孙坚杀了之后，才被董卓遥命为荆州刺史的。
刘表上任后一打讨董的孙坚，二弹劾刘焉僭越天子仪仗，可没少被当时的人喷成“服从董卓”。但刘表始终坚持说自己服从的不是董卓而是朝廷，最终名声依然不错，乱世中来荆州归附躲避战乱的名士不要太多。
只是李素要精益求精，所以哪怕这一丁点稍微坏名声的DEBUFF都不想承担，他在求名的布局上，要做得比历史同期的刘表更好！
这三个问题在李素脑中全部解决了，一切漏洞也就基本上堵好，可以实际操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