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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笔录，警察嘱咐医生，如果胡姐手术后神志清醒，再给警方打电话过来。
我在医院呆了一晚，胡姐连夜手术，右眼虽然废掉，但左眼好歹保住。到了次日下午，医生告诉我患者刚醒，也给警方打过电话了。我连忙问能不能先进去看看，医生给了五分钟，见胡姐躺在病床上，双眼都缠着纱布，旁边连着很多仪器和电线，有个护士在旁边观察。我低声问胡姐能不能听到我说话，胡姐轻轻点头，问她徒弟在哪里。
“跑了，”我告诉她，“昨晚我报的警，警察到现场勘查过，估计没这么快抓到，不过你放心吧。”胡姐微弱地问我警察都问过什么，看来她也在关心。我连忙说什么也没透露，就说我们是朋友，你徒弟想去泰国打工，约我出来吃饭，剩下的没说。胡姐点点头，我告诉她已经通知了她四姐和老爸，正赶来沈阳途中，也替她交了医院押金。
胡姐说：“谢谢你了老弟……”这时听到走廊里很吵，胡姐有些激动，说是她老爹的声音。果然是胡姐的家属，父母、兄弟姐妹都来了，有七八个人之多。护士把他们弄出病房关上门，我简单讲了经过，胡姐的哥哥脾气暴，立刻揪住我的衣领，问我和那个凶手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昨晚在一起吃饭。
“我跟他可不熟！”挣脱后我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只是跟胡姐碰面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不信你去问胡姐！”这时警察也来了，一个维持秩序，一个进病房询问，不多时又把我也叫进去，同时询问情况。
扎瞎眼睛，这算是严重伤害的刑事案了，因为胡姐受伤，只能在医院里调查。警方连查带问，足足折腾了五六天，才算把事情经过确定。当然，我和胡姐之前已经悄悄统一过口径，隐去了落降头的事。警方虽然查出那天胡姐在修仙阁出马让柳姐发病的事，但因为太离奇，警方没有采信。
后来在分局的办公室，警方把胡姐的家属们找来，告诉他们被害人跟凶手之间既是师徒，也是情人关系，后来凶手因为嫌没给工资而离开，还跟别人合伙串通要害被害人。被害人打算离开沈阳之前，无意中遇到凶手，双方发生争执，那柄刀是被害人的，本想拿出来吓唬吓唬凶手，没想到凶手夺刀之后反将被害人扎伤，之后逃走。
听了这番话，胡姐的亲属互相看看，她四姐指着我：“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警察说：“他是被害人的朋友，但与凶手并不熟，连名字都不知道。凶手主动找到他，想让他帮忙带到泰国打工，然后被害人就出现了。”胡姐的家属们追问凶手下落，警方称已经列为网上通缉，让家属耐心等待。
家属们显然不太相信，但此时胡姐早就清醒，她跟家属们也是这么说的，这些人不得不信。看来，胡姐的嘴还是挺严，无论跟家人还是警方都没把我落降头的事讲出去，估计是看在当初我托快递员送信给她的面子上。最后先结案，家属们也把我垫付的那一万块钱还清，我暂时就跟这案子没关系了。
但对我来讲，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毕竟胡姐的徒弟还在外逃，一旦他落网，肯定会把胡姐和柳姐都找我给对方落降头的事供出去，到时候我肯定讲不清。那段时间，我是吃不下睡不香，为避风头，我想回到泰国去，但如果有生意要接还得回国。我有个老客户，近两年他和亲戚朋友从我手里请过五六条佛牌了，全是正牌，关系还算不错。他是广州番禺人，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比北方怎么怎么好，空气清新、四季无冬、海鲜水果蔬菜新鲜之类的。
于是，我就找到他，提出想到那里住几个月。客户很热情，还帮我联系租了间比较便宜的单间公寓。我就收拾些衣服用具，从沈阳来到广州，暂时居住在这间位于番禺的旧公寓。好在胡姐的徒弟再也没被抓到过，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回黑龙江伊春老家，似乎从此人间蒸发了，就像高雄离开广东潮州那样。
广州的气温比沈阳热得多，但跟泰国比还是有差距，我也能凑合。广州老城区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倒是不闷。自从到这里，我就爱上了肠粉，每天都换不同的店铺。广州肠粉店多得是，味道各不相同，吃得我很开心，甚至把早餐当成了一种盼头。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沈阳，我很多亲戚朋友都非常排斥外地，不光外地菜肴，也包括外地的所有一切。在那种老沈阳眼里，哪都不如沈阳，就算给双倍工资，也不愿到外地工作或生活。
而对我来说正相反，全国各地跑了几年，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饮食风俗都很感兴趣，也许，只有我这种人才适合当牌商。
因为离深圳近，我时不时跑过去，也去了趟全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华强北。对这里产品的丰富感到惊讶，有位专门经营功放配件的店主告诉我，在深圳，几年前家家都会组装VCD和DVD机，而现在是家家都会组装音响，因为零件有的是，比搭积木还简单。在他的介绍下，我买了套功放和音箱零件，自己动手组装，放在卧室里听，感觉相当好。
人就这样，越呆就越懒，在广州半个多月期间，我几乎没卖出去什么商品，每天就是四处闲逛，吃喝玩乐，还给高雄打电话，让他有空也过来耍耍。于是高雄借着到珠海给某佛牌店老板送货的机会，抽空从曼谷来到广州。那客户要几天后才回来，高雄就先住在我的公寓里，让我带着他四处吃喝、洗浴、赌钱，整天醉生梦死，夜夜笙歌。
那天，我俩半夜才回到公寓，都喝得挺多。进屋我就栽在沙发上，高雄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才清醒些，而我已经睁不开眼睛。高雄来到阳台，让风吹着醒酒。我勉强支撑起身体，来到卫生间想放水洗个澡。刚把喷头打开，忽然听到从阳台传出高雄的喊声：“你在干什么？”
做完笔录，警察嘱咐医生，如果胡姐手术后神志清醒，再给警方打电话过来。
我在医院呆了一晚，胡姐连夜手术，右眼虽然废掉，但左眼好歹保住。到了次日下午，医生告诉我患者刚醒，也给警方打过电话了。我连忙问能不能先进去看看，医生给了五分钟，见胡姐躺在病床上，双眼都缠着纱布，旁边连着很多仪器和电线，有个护士在旁边观察。我低声问胡姐能不能听到我说话，胡姐轻轻点头，问她徒弟在哪里。
“跑了，”我告诉她，“昨晚我报的警，警察到现场勘查过，估计没这么快抓到，不过你放心吧。”胡姐微弱地问我警察都问过什么，看来她也在关心。我连忙说什么也没透露，就说我们是朋友，你徒弟想去泰国打工，约我出来吃饭，剩下的没说。胡姐点点头，我告诉她已经通知了她四姐和老爸，正赶来沈阳途中，也替她交了医院押金。
胡姐说：“谢谢你了老弟……”这时听到走廊里很吵，胡姐有些激动，说是她老爹的声音。果然是胡姐的家属，父母、兄弟姐妹都来了，有七八个人之多。护士把他们弄出病房关上门，我简单讲了经过，胡姐的哥哥脾气暴，立刻揪住我的衣领，问我和那个凶手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昨晚在一起吃饭。
“我跟他可不熟！”挣脱后我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只是跟胡姐碰面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不信你去问胡姐！”这时警察也来了，一个维持秩序，一个进病房询问，不多时又把我也叫进去，同时询问情况。
扎瞎眼睛，这算是严重伤害的刑事案了，因为胡姐受伤，只能在医院里调查。警方连查带问，足足折腾了五六天，才算把事情经过确定。当然，我和胡姐之前已经悄悄统一过口径，隐去了落降头的事。警方虽然查出那天胡姐在修仙阁出马让柳姐发病的事，但因为太离奇，警方没有采信。
后来在分局的办公室，警方把胡姐的家属们找来，告诉他们被害人跟凶手之间既是师徒，也是情人关系，后来凶手因为嫌没给工资而离开，还跟别人合伙串通要害被害人。被害人打算离开沈阳之前，无意中遇到凶手，双方发生争执，那柄刀是被害人的，本想拿出来吓唬吓唬凶手，没想到凶手夺刀之后反将被害人扎伤，之后逃走。
听了这番话，胡姐的亲属互相看看，她四姐指着我：“那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警察说：“他是被害人的朋友，但与凶手并不熟，连名字都不知道。凶手主动找到他，想让他帮忙带到泰国打工，然后被害人就出现了。”胡姐的家属们追问凶手下落，警方称已经列为网上通缉，让家属耐心等待。
家属们显然不太相信，但此时胡姐早就清醒，她跟家属们也是这么说的，这些人不得不信。看来，胡姐的嘴还是挺严，无论跟家人还是警方都没把我落降头的事讲出去，估计是看在当初我托快递员送信给她的面子上。最后先结案，家属们也把我垫付的那一万块钱还清，我暂时就跟这案子没关系了。
但对我来讲，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毕竟胡姐的徒弟还在外逃，一旦他落网，肯定会把胡姐和柳姐都找我给对方落降头的事供出去，到时候我肯定讲不清。那段时间，我是吃不下睡不香，为避风头，我想回到泰国去，但如果有生意要接还得回国。我有个老客户，近两年他和亲戚朋友从我手里请过五六条佛牌了，全是正牌，关系还算不错。他是广州番禺人，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比北方怎么怎么好，空气清新、四季无冬、海鲜水果蔬菜新鲜之类的。
于是，我就找到他，提出想到那里住几个月。客户很热情，还帮我联系租了间比较便宜的单间公寓。我就收拾些衣服用具，从沈阳来到广州，暂时居住在这间位于番禺的旧公寓。好在胡姐的徒弟再也没被抓到过，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回黑龙江伊春老家，似乎从此人间蒸发了，就像高雄离开广东潮州那样。
广州的气温比沈阳热得多，但跟泰国比还是有差距，我也能凑合。广州老城区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倒是不闷。自从到这里，我就爱上了肠粉，每天都换不同的店铺。广州肠粉店多得是，味道各不相同，吃得我很开心，甚至把早餐当成了一种盼头。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沈阳，我很多亲戚朋友都非常排斥外地，不光外地菜肴，也包括外地的所有一切。在那种老沈阳眼里，哪都不如沈阳，就算给双倍工资，也不愿到外地工作或生活。
而对我来说正相反，全国各地跑了几年，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饮食风俗都很感兴趣，也许，只有我这种人才适合当牌商。
因为离深圳近，我时不时跑过去，也去了趟全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华强北。对这里产品的丰富感到惊讶，有位专门经营功放配件的店主告诉我，在深圳，几年前家家都会组装VCD和DVD机，而现在是家家都会组装音响，因为零件有的是，比搭积木还简单。在他的介绍下，我买了套功放和音箱零件，自己动手组装，放在卧室里听，感觉相当好。
人就这样，越呆就越懒，在广州半个多月期间，我几乎没卖出去什么商品，每天就是四处闲逛，吃喝玩乐，还给高雄打电话，让他有空也过来耍耍。于是高雄借着到珠海给某佛牌店老板送货的机会，抽空从曼谷来到广州。那客户要几天后才回来，高雄就先住在我的公寓里，让我带着他四处吃喝、洗浴、赌钱，整天醉生梦死，夜夜笙歌。
那天，我俩半夜才回到公寓，都喝得挺多。进屋我就栽在沙发上，高雄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才清醒些，而我已经睁不开眼睛。高雄来到阳台，让风吹着醒酒。我勉强支撑起身体，来到卫生间想放水洗个澡。刚把喷头打开，忽然听到从阳台传出高雄的喊声：“你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