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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学时光
1975年的夏天就要结束了，父亲说，“你去报名上学吧，反正一天你都泡在水里，上学免得家里人担心。”于是我就杵着竹棍跑到了地处生产大队委员会所属地的小学报名啦。梁校长一看，觉得特不靠谱，这孩子应该很调皮吧，腿都拐了。其实不是。
大概10天前，我祖父养的一头小猪，可能厌倦了猪圈里的生活，自己逃了出来，我就想当一回英雄，帮着祖父去逮猪。小猪是奔着自由而去的，漫山遍野的到处乱窜，它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蓝天白云，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个兴奋劲，那个动力，不亚于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眼看就要追上了，小猪一个急刹，扭身从斜坡上滑了下去，真的是睿智。我自己也没有多想，一下就跳将下去。人们眼中的蠢猪跑远了，自以为聪明的人却站不起来了。父亲把我背回家，用酒揉揉，说没事，在家老老实实待几天就好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认同蠢猪一词。至于赵本山，范伟的小品中“猪撞树上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猪不会脑筋急转弯。”那个就更是逗笑的艺术了。
“你叫什么名字呢”梁校长问道。“名字？”出门前，爸妈没有说呀。自己想了想，哥哥班里的一个同学叫杨兵，还比较好听，自己就叫余兵吧。就这样自己回家很得意的告诉父母我的大名叫余兵，爸爸说：“行，哥哥叫余军，你叫余兵，还比较对应。”就这样我和余三娃学名余光辉，余冬娃子学名余发冬就成了同学。
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只有4个年级，三个老师，只有梁校长是公办老师，其余两位一位是代课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打零工），一位是民办老师（就是没有编制，待遇较低）。全生产大队的孩子基本上都到这里上小学。在我读2年级前，5年级是需要转到人民公社办公所在地上学的。
学校很是简陋，只要一下大雨，教室的屋面就好比水帘洞，泥巴地面很快就变成了泥泞。冬天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靠在那冰冷的石桌子上，坐在自己从家里扛去的放的不是很平稳的木凳子，鼻子流着清鼻涕，口里念着大小左右。冬天是最难熬的，一到雨雪天，农村的田坎异常的泥泞、湿滑，我几乎都是连滚带爬的来到学校，衣服裤子全是泥巴，不过最为骄傲的是自己不像有的同学摔在了冬水田里。也因为这个，父亲去县城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的帆布胶鞋，第一次穿上，睡觉都舍不得脱下。也因为以前都穿妈妈做的布鞋，老分不清左右，每天早上起来穿上胶鞋总要去问问母亲自己穿对没有。“娃儿嘞！又穿反了。”这熟悉的声音总是回响在我的耳边。下雨天放学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灶屋，把脚伸进灰槽（灶边堆积柴火灰的槽子)，让柴火灰把鞋包裹起来吸取水分，让鞋子干的快一点，上学又好穿。
小学的学习课就是语文、数学、劳动课，偶尔上上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好像就上过那么三四次。体育课就是发一个篮球，大家可以耍45分钟。音乐课，许老师就教大家唱《东方红》、《学习**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打靶归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照我去战斗》。虽然我们唱的不好，但也觉得挺好玩，尤其是许老师课余拉的二胡，还真是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享受和神秘感。
由于三个老师要上四个班的课，所以我们有许多自习课，每周还有半天就是劳动课。劳动课更多的就是回去割草交到队里做积肥，称重量计工分。劳动课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欢聚的日子，大家背起背篓，拿起镰刀，沿着田坎，埋下头，飞快的割着野草。“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打狗儿拖了。”先装满背篓的小伙伴吆喝起来。玩当然比劳动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个没有多少娱乐的年代。大家迅速的找来一块石板支起，石板后面一人放一把割的野草。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人手上拿一坨石头站在石板后面开始扔，扔的最远的选手第一个在自己的石头位置趴下，单手、单膝着地，另一只手捡起、举起石头，旁边的小伙伴提起选手的另一只脚掌，一见选手将石头扔向石板，小伙伴就用力拖拽选手的脚掌，以阻止石头击中石板。谁击中，草就归谁，一局结束。有时，割的草全部贡献了，大家就一人一把的给小伙伴凑起，草下放上几根枝丫，看起来满满的一背篓。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向队里去交差。后来工作了，每当提到工作拖后腿，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儿时“狗儿拖”的游戏，也许他们真的存在某种联系。
“同学们，你们要向谭永祖学习，你们看看，他大冬天光着脚，每天还来得最早，把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许老师说的话给了我们学习榜样的方向，于是同学们每天争着早到校，抢着打扫那个坑坑洼洼的黄泥巴地面教室、争着擦黑板，后来操场都抢着打扫。
1975年的冬天好难熬。这一年的冬天，幺爸（幺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丫头出生了。那时孩子的尿片都是旧衣服片做的，还很稀缺。为了尿片快速干透，只能借助烘笼烤干。可谁知道，这一烤居然引发了火灾。那时的房子都是从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虽然分家立户，但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乡亲们都来救援，邻居不仅把家里水缸的水全部奉献，还得去河里取水，冬天本来就冷动作僵硬，屋面又是瓦片盖着，效果可想而知。由于幺爸家阁楼堆的柴火被引燃了，所以房屋几乎被烧净。我们家隔着一面墙，损失较小。
那时的农村特别的封建，幺妈（幺婶）还坐着月子，可就没有谁敢接受她借住。幺爸就在墙边搭了一个临时住处给家人居住。这也有可能是幺妈后来得风湿关节炎，手脚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阻，不能自理的原因吧。
幺爸的房子必须重建。父亲决定搬出重修。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人脉关系还不错，本公社附近的生产队都还比较熟悉，到处化缘一些树木。木格子（用于支撑瓦片，书名椽条、椽皮、挂瓦条.这一下“出头的椽条先朽烂”，“大笔如椽”不解自通）不够，父母每天就熬更守夜的就用竹子缠上稻草绳来替代，这应该算是父亲的创新专利吧。木柱子不够，就开采大量的石头用錾子加工成长方体的柱子取代。
农村请人干活，上午10:30左右就会加餐（俗称打幺台）。星期天上午，我正在捡起地上散落的用于做篱笆墙的篾片。幺妈喊道：二娃子，快来幺台了。我直起腰抱起篾片就向开饭点跑去。脚下一绊，一个长摔，额头碰在了一个方形的石头柱窝（放置柱子的支垫物）上，鲜血直流，手一摸一个大坑，吓得哇哇大哭。好在我的堂祖父余荣胜是一个赤脚医生，隔得不远。他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涂抹了一点药剂，贴了一块纱布，说不要沾水就行。就这样我天天冒着邻居说的“不打破伤风针，可能得破伤风”的风险，渡过了漫长的没有去上学的一周。这都是穷没有吃饱饭惹的祸。后来每当我看到包公头上的月牙就会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额头上凸起的那个记忆伤疤，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总说爸爸头上长了一个雷公包。
房子动工了，家里的积蓄、粮食越来越少。请匠人，晚上都得喝酒吃肉。母亲开始为开销发愁。每晚我和哥哥都上桌子与匠人们一起吃晚饭，把肉夹在碗里不吃，然后悄悄送回灶屋为下一顿晚饭做准备。
三间屋外大雨，屋内小雨的大瓦房终于修完了，借了不少粮食、欠了一些工钱。家里的生活明显不如从前，我们三兄妹都在长身体，需要食物。妈妈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每天往锅里多加一些水。喝完三大碗稀饭，躺在家里的竹椅上，只要翻动身体都能听到胃里水的哐当声。妈妈担心几个孩子吃不饱，在寒假时，把最挑食的我送到了外婆家里，吃着外婆从罐子里费劲掏出来的上面长着白毛（其实就是长霉了）的熬制熟了的猪肉，那个满足感简直无法言表。
5月学校照例放一周农忙假，这是社员抢收麦子、豌豆，抢种苞米、红薯、插栽秧苗的最忙季节。大一点的孩子，都会去社里干活，为家里挣一点工分。我就提个篮子沿着田坎去扒拉挂在路边杂草上、树上的豌豆藤。那时收割豌豆都是先把豌豆藤割下来，打成捆，挑到队上的晒坝后再把豌豆荚摘下分给社员。收获还不错，满心喜悦的回到离家30多米的田坎上。这时在田边割草的谭家湾的一个高年级学生直瞪瞪的看着我和篮子里的豌豆藤。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眼光吓傻了。于是就慌里慌张的把篮子放进了我家旁边的红薯窖（在地上挖的用来存放红薯的地窖）里。自己逃而远之。傍晚，父亲两手空空的回来了，今天分豌豆，我们家一粒也没有。我的成果被举报了，经过计量偷拿队里的豌豆藤2斤。父亲是退伍军人，是共产党员，是生产队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件发生在自己家里，决定今天分给家里的十斤豌豆荚全部交公作为处罚。我把经过说明后，父母什么也没有说，可我心痛的跟刀绞了似的。10斤碗豆荚对我家是何等的珍贵。
一年多的清汤寡水的日子过得好漫长，母亲的腿、脸肿的越来越严重了，一按一个窝。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诊断后说这个是肾炎，必须吃药，还需要好好休息。开了几副中药，回家赶紧熬制。妈妈想要自己快速好起来、快速回到地里挣工分养家，每天都喝几大碗。可是由于拖得时间太久，已是慢性肾炎，再说那时的医疗条件也的确有限，母亲的慢性肾炎直到现在也未痊愈。
要生存，就得想办法。妈妈提出，下地干重活困难，就养队里的牛吧。那时的牛是生产工具，是队里的固定资产，是犁田、翻土、收红薯的好帮手，可金贵啦。养牛，工分不算低，还比较轻松。可是5头牛让谁交出来呢？父亲采用了现代管理中的“末位淘汰制”，组织队里干部通过评比将队里的一头养的瘦得快要散架、牛毛稀疏可数，甚至让人不得不质疑“壮如牛”，“多如牛毛”的这些比喻的真实性的一头牛交给了母亲。也是从这次开始队里有了每半年评比一次耕牛的标准：相当于以牛的三围的变化做评判。
母亲没有怨言，由于水肿厉害蹲下困难，妈妈就跪在地上割草。半年后，牛长得腰肥肚圆，眼睛干净有神，屁股弹性十足，密密的毛发油光发亮。妈妈得到了养牛户中的最高工分9分/天，成为全队养牛的标兵。
这头牛也成了我和小伙伴的大宠物，每到星期天，我都会牵着牛去田坎，去山坡吃青草。小伙伴紧紧的跟在后面。到了平地，我们就轮流坐在牛背上。牛好像从来都没有吃饱过，总是偷吃路边的庄家，有时我们两人都难以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牵牛绳拽动。夜幕总是很快的降临，为了赶急回家，我们就找一根树枝绑上青草，坐在牛背上，把树枝伸在牛的头前，青草来回晃动，牛拼命的追赶，回家的速度可快了。不过这个把戏在一次惊魂后结束。这是一个至今都心有余悸的意外。在后山坡的壕沟里，我们照旧支起绑着青草的树枝，享受着骑牛的乐趣。牛盯住青草慢跑着，脚却绊在一凸起的土包上，一个踉跄，小伙伴从牛背上颠了下来，掉在牛的腹下部，我们当时就想“完了，完了。”可没有想到的是牛快速的收住了右后退，半悬空中，左后腿着地，一个跳跃，迈过了小伙伴的身体。从这后我们更加善待这头大宠物了。
1976年9月1日又是新的开学季了。学校把教室进行了修缮扩建，泥巴地面平整了许多，桌子凳子都换成了木头，我们可以在这里念完小学了。幸运的梨建娃，余红娃书名余华红报名读书成了书伴。书伴上学放学总是脚跟脚的。“梨超发读书走了哦！”“好，马上就来！”余华红与书伴梨建娃呼应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小山村。梨超贵叔叔一听，气的不行，训斥道：“老子叫超贵，你叫超发，不是乱了辈分吗？”。原来，梨建娃报名时的名字是梨建，余华红说这个名字不... -->>
第二章小学时光
1975年的夏天就要结束了，父亲说，“你去报名上学吧，反正一天你都泡在水里，上学免得家里人担心。”于是我就杵着竹棍跑到了地处生产大队委员会所属地的小学报名啦。梁校长一看，觉得特不靠谱，这孩子应该很调皮吧，腿都拐了。其实不是。
大概10天前，我祖父养的一头小猪，可能厌倦了猪圈里的生活，自己逃了出来，我就想当一回英雄，帮着祖父去逮猪。小猪是奔着自由而去的，漫山遍野的到处乱窜，它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蓝天白云，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个兴奋劲，那个动力，不亚于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眼看就要追上了，小猪一个急刹，扭身从斜坡上滑了下去，真的是睿智。我自己也没有多想，一下就跳将下去。人们眼中的蠢猪跑远了，自以为聪明的人却站不起来了。父亲把我背回家，用酒揉揉，说没事，在家老老实实待几天就好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认同蠢猪一词。至于赵本山，范伟的小品中“猪撞树上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猪不会脑筋急转弯。”那个就更是逗笑的艺术了。
“你叫什么名字呢”梁校长问道。“名字？”出门前，爸妈没有说呀。自己想了想，哥哥班里的一个同学叫杨兵，还比较好听，自己就叫余兵吧。就这样自己回家很得意的告诉父母我的大名叫余兵，爸爸说：“行，哥哥叫余军，你叫余兵，还比较对应。”就这样我和余三娃学名余光辉，余冬娃子学名余发冬就成了同学。
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只有4个年级，三个老师，只有梁校长是公办老师，其余两位一位是代课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打零工），一位是民办老师（就是没有编制，待遇较低）。全生产大队的孩子基本上都到这里上小学。在我读2年级前，5年级是需要转到人民公社办公所在地上学的。
学校很是简陋，只要一下大雨，教室的屋面就好比水帘洞，泥巴地面很快就变成了泥泞。冬天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靠在那冰冷的石桌子上，坐在自己从家里扛去的放的不是很平稳的木凳子，鼻子流着清鼻涕，口里念着大小左右。冬天是最难熬的，一到雨雪天，农村的田坎异常的泥泞、湿滑，我几乎都是连滚带爬的来到学校，衣服裤子全是泥巴，不过最为骄傲的是自己不像有的同学摔在了冬水田里。也因为这个，父亲去县城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的帆布胶鞋，第一次穿上，睡觉都舍不得脱下。也因为以前都穿妈妈做的布鞋，老分不清左右，每天早上起来穿上胶鞋总要去问问母亲自己穿对没有。“娃儿嘞！又穿反了。”这熟悉的声音总是回响在我的耳边。下雨天放学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灶屋，把脚伸进灰槽（灶边堆积柴火灰的槽子)，让柴火灰把鞋包裹起来吸取水分，让鞋子干的快一点，上学又好穿。
小学的学习课就是语文、数学、劳动课，偶尔上上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好像就上过那么三四次。体育课就是发一个篮球，大家可以耍45分钟。音乐课，许老师就教大家唱《东方红》、《学习**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打靶归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照我去战斗》。虽然我们唱的不好，但也觉得挺好玩，尤其是许老师课余拉的二胡，还真是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享受和神秘感。
由于三个老师要上四个班的课，所以我们有许多自习课，每周还有半天就是劳动课。劳动课更多的就是回去割草交到队里做积肥，称重量计工分。劳动课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欢聚的日子，大家背起背篓，拿起镰刀，沿着田坎，埋下头，飞快的割着野草。“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打狗儿拖了。”先装满背篓的小伙伴吆喝起来。玩当然比劳动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个没有多少娱乐的年代。大家迅速的找来一块石板支起，石板后面一人放一把割的野草。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人手上拿一坨石头站在石板后面开始扔，扔的最远的选手第一个在自己的石头位置趴下，单手、单膝着地，另一只手捡起、举起石头，旁边的小伙伴提起选手的另一只脚掌，一见选手将石头扔向石板，小伙伴就用力拖拽选手的脚掌，以阻止石头击中石板。谁击中，草就归谁，一局结束。有时，割的草全部贡献了，大家就一人一把的给小伙伴凑起，草下放上几根枝丫，看起来满满的一背篓。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向队里去交差。后来工作了，每当提到工作拖后腿，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儿时“狗儿拖”的游戏，也许他们真的存在某种联系。
“同学们，你们要向谭永祖学习，你们看看，他大冬天光着脚，每天还来得最早，把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许老师说的话给了我们学习榜样的方向，于是同学们每天争着早到校，抢着打扫那个坑坑洼洼的黄泥巴地面教室、争着擦黑板，后来操场都抢着打扫。
1975年的冬天好难熬。这一年的冬天，幺爸（幺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丫头出生了。那时孩子的尿片都是旧衣服片做的，还很稀缺。为了尿片快速干透，只能借助烘笼烤干。可谁知道，这一烤居然引发了火灾。那时的房子都是从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虽然分家立户，但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乡亲们都来救援，邻居不仅把家里水缸的水全部奉献，还得去河里取水，冬天本来就冷动作僵硬，屋面又是瓦片盖着，效果可想而知。由于幺爸家阁楼堆的柴火被引燃了，所以房屋几乎被烧净。我们家隔着一面墙，损失较小。
那时的农村特别的封建，幺妈（幺婶）还坐着月子，可就没有谁敢接受她借住。幺爸就在墙边搭了一个临时住处给家人居住。这也有可能是幺妈后来得风湿关节炎，手脚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阻，不能自理的原因吧。
幺爸的房子必须重建。父亲决定搬出重修。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人脉关系还不错，本公社附近的生产队都还比较熟悉，到处化缘一些树木。木格子（用于支撑瓦片，书名椽条、椽皮、挂瓦条.这一下“出头的椽条先朽烂”，“大笔如椽”不解自通）不够，父母每天就熬更守夜的就用竹子缠上稻草绳来替代，这应该算是父亲的创新专利吧。木柱子不够，就开采大量的石头用錾子加工成长方体的柱子取代。
农村请人干活，上午10:30左右就会加餐（俗称打幺台）。星期天上午，我正在捡起地上散落的用于做篱笆墙的篾片。幺妈喊道：二娃子，快来幺台了。我直起腰抱起篾片就向开饭点跑去。脚下一绊，一个长摔，额头碰在了一个方形的石头柱窝（放置柱子的支垫物）上，鲜血直流，手一摸一个大坑，吓得哇哇大哭。好在我的堂祖父余荣胜是一个赤脚医生，隔得不远。他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涂抹了一点药剂，贴了一块纱布，说不要沾水就行。就这样我天天冒着邻居说的“不打破伤风针，可能得破伤风”的风险，渡过了漫长的没有去上学的一周。这都是穷没有吃饱饭惹的祸。后来每当我看到包公头上的月牙就会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额头上凸起的那个记忆伤疤，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总说爸爸头上长了一个雷公包。
房子动工了，家里的积蓄、粮食越来越少。请匠人，晚上都得喝酒吃肉。母亲开始为开销发愁。每晚我和哥哥都上桌子与匠人们一起吃晚饭，把肉夹在碗里不吃，然后悄悄送回灶屋为下一顿晚饭做准备。
三间屋外大雨，屋内小雨的大瓦房终于修完了，借了不少粮食、欠了一些工钱。家里的生活明显不如从前，我们三兄妹都在长身体，需要食物。妈妈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每天往锅里多加一些水。喝完三大碗稀饭，躺在家里的竹椅上，只要翻动身体都能听到胃里水的哐当声。妈妈担心几个孩子吃不饱，在寒假时，把最挑食的我送到了外婆家里，吃着外婆从罐子里费劲掏出来的上面长着白毛（其实就是长霉了）的熬制熟了的猪肉，那个满足感简直无法言表。
5月学校照例放一周农忙假，这是社员抢收麦子、豌豆，抢种苞米、红薯、插栽秧苗的最忙季节。大一点的孩子，都会去社里干活，为家里挣一点工分。我就提个篮子沿着田坎去扒拉挂在路边杂草上、树上的豌豆藤。那时收割豌豆都是先把豌豆藤割下来，打成捆，挑到队上的晒坝后再把豌豆荚摘下分给社员。收获还不错，满心喜悦的回到离家30多米的田坎上。这时在田边割草的谭家湾的一个高年级学生直瞪瞪的看着我和篮子里的豌豆藤。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眼光吓傻了。于是就慌里慌张的把篮子放进了我家旁边的红薯窖（在地上挖的用来存放红薯的地窖）里。自己逃而远之。傍晚，父亲两手空空的回来了，今天分豌豆，我们家一粒也没有。我的成果被举报了，经过计量偷拿队里的豌豆藤2斤。父亲是退伍军人，是共产党员，是生产队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件发生在自己家里，决定今天分给家里的十斤豌豆荚全部交公作为处罚。我把经过说明后，父母什么也没有说，可我心痛的跟刀绞了似的。10斤碗豆荚对我家是何等的珍贵。
一年多的清汤寡水的日子过得好漫长，母亲的腿、脸肿的越来越严重了，一按一个窝。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诊断后说这个是肾炎，必须吃药，还需要好好休息。开了几副中药，回家赶紧熬制。妈妈想要自己快速好起来、快速回到地里挣工分养家，每天都喝几大碗。可是由于拖得时间太久，已是慢性肾炎，再说那时的医疗条件也的确有限，母亲的慢性肾炎直到现在也未痊愈。
要生存，就得想办法。妈妈提出，下地干重活困难，就养队里的牛吧。那时的牛是生产工具，是队里的固定资产，是犁田、翻土、收红薯的好帮手，可金贵啦。养牛，工分不算低，还比较轻松。可是5头牛让谁交出来呢？父亲采用了现代管理中的“末位淘汰制”，组织队里干部通过评比将队里的一头养的瘦得快要散架、牛毛稀疏可数，甚至让人不得不质疑“壮如牛”，“多如牛毛”的这些比喻的真实性的一头牛交给了母亲。也是从这次开始队里有了每半年评比一次耕牛的标准：相当于以牛的三围的变化做评判。
母亲没有怨言，由于水肿厉害蹲下困难，妈妈就跪在地上割草。半年后，牛长得腰肥肚圆，眼睛干净有神，屁股弹性十足，密密的毛发油光发亮。妈妈得到了养牛户中的最高工分9分/天，成为全队养牛的标兵。
这头牛也成了我和小伙伴的大宠物，每到星期天，我都会牵着牛去田坎，去山坡吃青草。小伙伴紧紧的跟在后面。到了平地，我们就轮流坐在牛背上。牛好像从来都没有吃饱过，总是偷吃路边的庄家，有时我们两人都难以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牵牛绳拽动。夜幕总是很快的降临，为了赶急回家，我们就找一根树枝绑上青草，坐在牛背上，把树枝伸在牛的头前，青草来回晃动，牛拼命的追赶，回家的速度可快了。不过这个把戏在一次惊魂后结束。这是一个至今都心有余悸的意外。在后山坡的壕沟里，我们照旧支起绑着青草的树枝，享受着骑牛的乐趣。牛盯住青草慢跑着，脚却绊在一凸起的土包上，一个踉跄，小伙伴从牛背上颠了下来，掉在牛的腹下部，我们当时就想“完了，完了。”可没有想到的是牛快速的收住了右后退，半悬空中，左后腿着地，一个跳跃，迈过了小伙伴的身体。从这后我们更加善待这头大宠物了。
1976年9月1日又是新的开学季了。学校把教室进行了修缮扩建，泥巴地面平整了许多，桌子凳子都换成了木头，我们可以在这里念完小学了。幸运的梨建娃，余红娃书名余华红报名读书成了书伴。书伴上学放学总是脚跟脚的。“梨超发读书走了哦！”“好，马上就来！”余华红与书伴梨建娃呼应的声音回响在整个小山村。梨超贵叔叔一听，气的不行，训斥道：“老子叫超贵，你叫超发，不是乱了辈分吗？”。原来，梨建娃报名时的名字是梨建，余华红说这个名字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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