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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字不好听，干脆改名叫梨超发，建娃一想，人家红娃子爸爸是工人，见过世面，还会自己捏泥巴汽车，说的肯定有道理，况且这个名字听起来的确不错，于是就擅作主张把父亲取的名字给改了。
母亲依然每天上午下午风雨无阻都去割草，省下不少稻草。那时稻草归养牛户所有，主要用做耕牛冬天的食物补充。个体经济开始松动。妈妈就把结余的稻草拿来出售补贴家用。
这一年家里终于还清了粮食和欠款。终于我们也不在只有逢年过节打一回牙祭（就是吃肉）了。一个下午，我们三兄妹非常乐意的接受了妈妈的指示，迅速高效的迫不及待的把红薯肉稀饭早早的做好了。今天天黑的特别的晚，我们出去张望了很多次。爸爸妈妈总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社员。我们三兄妹立即跑去灶屋，不用分工，哥哥端起锑锅，我端起碗，妹妹拿起筷子直奔堂屋。哥哥正准备舀饭，却见那个社员在家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嘴里在说着一些队里的琐事。勺放进锅里，碗放回桌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来回围着锑锅不知转了多少回。终于谈完了，点上煤油灯，开始享受这期待很久很久的美餐。
昏暗的灯光，美味的稀饭。哥哥把一块苕皮丢在桌子上，我把它捡了回来，放进嘴里一咬，“哈哈，是一块肉呢！”哥哥急忙说道：“还回来，是我的。”
1977年9月1日，妹妹入学了。这一学期我们也开始学习写毛笔字了，哥哥用过的由父亲亲自手工打造的石头墨盘就交到了我的手里，家里交着牙给我买了一只毛笔。毛笔课时，大家都各自在墨盘里加一点水，握住墨棒开始磨墨。有时水加多了，磨好半天都达不到浓度。心理一急，速度加快，墨盘掉落地面是常有的事。毛笔课，是大家最不喜欢的，纸上字没有写几个，脸上、手上、衣服上墨迹却不少。终于放学了，同学们背着竹子编制的敞口书包一路打打闹闹、东拉西拽的往家里走去。突然“哗啦”一声，我把谭永祖的书包拽掉了，书、作业本、笔散落在斜坡上、2米多高的干田里。“没事，捡起来。”“哼、哼，我的毛笔头不见了。”于是我们在斜坡上，干田里反复寻找，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毛笔头。哎！那时的毛笔质量的确也太差劲了。谭永祖带着光笔杆一路哭着回到了家里。傍晚，远处传来的呵斥声至今都让我深感自责和内疚。也是从这一次后，同学们发明了自己的毛笔。我们都会去采摘一种草本植物的草头，然后取一节竹丫的枝，把草头嵌在细枝的孔里。这个写小字非常好用，而且耗墨还少。
这一年，爸爸继续带着社员们努力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父亲不愧是军人，见过世面。队里先后添置了抽水机、手扶式拖拉机，这令其他几个生产队羡慕不已。这两个大家伙，可是给队里的青年小伙长了不少脸，成了他们找对象的炫富产物。我当时以为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了。
抽水机（由柴油发动机、水泵、和输水管组成）为队里灌溉农田，抗旱减灾做出了不少贡献。有一年大旱，河中干枯的裂缝都可以放下两个手指。父亲带着社员去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买水、抽水，社员们每天24小时沿着水流渠道巡查，确保引水到河。要知道，天旱沿途都缺水。一眨眼功夫，渠道就被开了口，水被别的生产队引跑了。打架、吵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可比《山海情》里取水的场景粗鲁的多。
抽水机给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在它工作时，我们可以蹲在傍边等着堂叔用柴油发动机的散热水箱口煮当季的食物，最美味的当属苞米。抽水结束后，我们就沿着水沟去抓水泵吸上来的鲫鱼。几乎每次都会小有收获。后来队里还利用发动机与新配置的绞面机、打米机配合，为社员们加工面条、大米，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拖拉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它居然可以跑。要知道那个年代，当我们听到一里多远的从区人们公社到乡人民公社的唯一一条公路上传来汽车声时，我们都会找一个高位翘首遥望，直到它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队里准备把它用来耕田，翻土。可是这个东西要走大路，农村的田坎、土坎就400-500MM宽，田、土之间经常是高低错落，拖拉机行动严重受限。“理想大过了现实。”就这样，拖拉机就只能在队里的晒坝周围活动，不过它确实比耕牛工作效率高。到了星期天，小伙伴们就好奇的跑去队里摆弄这个大玩具。拖拉机主要由柴油发动机、扶手、拖斗、四个轮子组成。扶手负责方向、换挡和刹车，与自行车的手柄功能差不多。我们当然启动不了它，只能把它倒推到晒坝的高处，然后快速的爬上拖斗，轮子借着晒坝的坡度往下滚动。轮流站着驾驶的小伙伴，由于个子太小，力气不足，操作不熟练，在快速转弯时手忙脚乱，从驾驶位置上掉下来是常事。有一次，大家为了体验快速运动的感觉，就在高处往下一起使劲推动拖斗箱板。拖拉机的轮子转的越来越快，眨眼间就到了晒坝边沿。还没来得及上拖斗的我们只听到驾驶的小伙伴发出“啊啊”两声，接着“轰隆”一响，拖拉机头部掉田里了。大家拉起田里的小伙伴，快速的悄无声息的逃离了现场。
1978年秋季开学了，这一年学校可以给困难生减免3毛钱的学费，相当于书学费的1/10（这一年恢复高考，地方响应重视教育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班里采取学生提名再举手表决制，当然这个对人缘好的学生更有利。我成绩好，人缘不错，经常都能获得坐在我前后左右为了抄写作业的同学带来的豌豆、李子、烟盒，自然轻松通过。没人提名，同班的堂姐就自己提。我说：“她家那么多人，怎么会困难呢？”堂妹当时就哭了，哭得很是伤心。晚上回到家里，我很得意的把这事给家里讲述。妈妈听了，语重心长的说：“娃儿，你堂妹家8口人，就她爸妈挣工分，现在家里还欠队里不少劳动力（就是工分）。”
的确，堂妹家4姊妹，没有兄弟，伯父就把她的表弟带回了家，准备收养。表弟在上一年级，个子很小，穿个系鸡肠带的裤子都还不怎么会解开。有一次在校厕里，表弟脸涨得通红，急的满头大汗，口里不停嚎叫着，手忙脚乱的就是解不开裤带。幸亏我当时当机立断，帮忙割断裤带，救三急于危难之中。
7人的口粮本来就很拮据，在多养1个人岂不是雪上加霜。第二天一开课，我非常自责的向老师说明了我的主观错断。
工分是那个年代生产队用来按劳分配的依据。生产队是1982年前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的组织机构由队长、会计（兼记分员）、出纳、保管员组成。每天队长就全队上下吆喝分派每个社员的工作。会计每天负责考勤和计量工作量，负责计算工分、粮食。出纳负责粮食发放、队里资金的收支。保管员负责队里粮食的保管看守。机构设置与现在的小公司差不多。出工收工以吹哨或者敲盆为号。我们队有喇叭就用广播呼喊。工分有定额制（主要用于常规的、可以以计量单位为依据的农活，如割一亩稻子、插一亩秧苗的工分是固定的）、估工制（用于临时任务，先说好分值，再派工。如疏通沟渠）、讨论制（每月召开社员大会对那些无分值的的工作进行评分，社员都可以发言）。
今天谈到绩效考核、KPI觉得好高大上。其实那时生产队在工分制中似乎已有运用，并且社员的许多做法超过你的想象。对担土采取丈量测算体积，对担运水稻采取称重等办法来换算工分。社员经常为泥泞泥巴和沙土比重不同、土堆内空不实、或计算不准确与会计发生争吵。滑头的社员常常是快到晒坝时，把半满的稻筐放进水田里，然后再提起来挑去队里过秤。这也可能就是那时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吧。不过那时社员一字排开插秧、挖土、割麦子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晒坝是队里晾晒稻谷、小麦、苞米、豌豆的场所。晒坝也是响应“备战备荒”民兵训练的场所。那时队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民兵。队里每年都会有一两次集中训练。训练科目一般为、练射击和刺杀。训练由民兵连长负责组织。
队列训练、站军姿与现在的入学军训差不多。当我们在一旁看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的民兵转摔到地上、转到两人面对面时，会忍不住的与民兵们一起“哈哈哈哈”的笑上老半天。
射击和刺杀是我们最喜欢看的科目了。民兵连长穿着退伍时带回的军服、戴着军帽、穿着军用胶鞋、握着步枪，面向队伍站在前面，真的很威风。五个基干民兵握着步枪站在第一排，后面20多个民兵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木棒依次排开。连长做完示范，旁边侧立。民兵们摆开架式，口中高喊着“托刺刺，杀”，“托刺刺，杀”。手中紧握的棍子微微上翘、双臂内收、棍子左右摆动，再将棍子收到胸前，最后猛地向前踏出一个弓步的同时，双臂奋力前伸。第一排基干民兵的刺刀“嚓嚓嚓”的就扎进了他们扎的稻草人。声音动作配在一起，很有坝坝电影中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感觉。我们也不闲着，掰来田边的桑树枝，跟在后面装模作样的比划着杀的憨扎劲。射击管理很严，好奇的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这样，我们每天的陪练在“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悦耳的歌声中开启，在总是来得太早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中结束。
粮库是队里堆放粮食的仓库，为方便粮食进出一般都紧靠晒坝而建。粮库还是队里开会议事的场所，也是扫盲班的教室。那时，社员上夜课习字的热情真的很高，好多妈妈都是带着孩子来学习。晚上大家拿着一个煤油灯，齐聚在这里，从一二三四上下左右开始学起。我不得不说，这个夜校加速了社员对知识的认识，对中国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我的母亲也是从夜校学会了识字，到现在电视剧的字幕基本上都能看懂。妈妈常常自豪的说，世上有什么难的，我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我现在除了不会写，读个报纸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978年的冬天最是难忘。农村的冬夜总是在炊烟和浓雾中开启，邻居家里的说话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都可闻及。我烧着柴火，两眼注视着母亲，因为晚上吃什么就掌握在母亲手里。“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母亲说道。我停下拉动风箱的手。“是的，有人在喊‘大哥，救命’。”爸爸跑到屋外，循着呼救声跑去。原来是我的一个堂叔去给正在被隔离审查的弟弟余发贵送夜饭摔在了突然坍塌的桥下。父亲把他扶上来，立即通知我堂祖父。堂祖父首先问道：“面条打倒没有？”
虽然1978年的经济开始好转，但面条还是很金贵的。我晚上最怕家里吃粗面疙瘩、麦麸子汤圆、红薯丝、苞米糊。母亲很惯我，一般都会给我煮一点面条，免得我挑食不吃饿肚子。
余发贵，我堂叔，队里的保管员。因被举报利用看管粮食之便，偷取公粮回家，被大队隔离关在第四生产队。后查无实证，解除职务回家。据他说，其实举报人的目的是想通过他的招供，来搬倒我的父亲。
1979年的春天很快就到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堂叔的事影响他追逐现代化的梦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队第一个插上了电杆，高屋基在其他人的犹豫中率先用上了电。从此，写作业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小伙伴也不用去山上摘柏树油来照明了。
这一年大队也办起了加工厂、药铺、小卖部。学校每学期加收5毛钱的电费。下午老师也开始给我加课。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吃完晚饭跑去学校，等着住的较远的老师开免费小灶（补课）。就这样，我们一边偷吃着药铺的甘草、享受着好不容易攒足钱买的1毛钱9颗的水果糖，一边没有多少压力的学习着。
个名字不好听，干脆改名叫梨超发，建娃一想，人家红娃子爸爸是工人，见过世面，还会自己捏泥巴汽车，说的肯定有道理，况且这个名字听起来的确不错，于是就擅作主张把父亲取的名字给改了。
母亲依然每天上午下午风雨无阻都去割草，省下不少稻草。那时稻草归养牛户所有，主要用做耕牛冬天的食物补充。个体经济开始松动。妈妈就把结余的稻草拿来出售补贴家用。
这一年家里终于还清了粮食和欠款。终于我们也不在只有逢年过节打一回牙祭（就是吃肉）了。一个下午，我们三兄妹非常乐意的接受了妈妈的指示，迅速高效的迫不及待的把红薯肉稀饭早早的做好了。今天天黑的特别的晚，我们出去张望了很多次。爸爸妈妈总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社员。我们三兄妹立即跑去灶屋，不用分工，哥哥端起锑锅，我端起碗，妹妹拿起筷子直奔堂屋。哥哥正准备舀饭，却见那个社员在家门口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嘴里在说着一些队里的琐事。勺放进锅里，碗放回桌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来回围着锑锅不知转了多少回。终于谈完了，点上煤油灯，开始享受这期待很久很久的美餐。
昏暗的灯光，美味的稀饭。哥哥把一块苕皮丢在桌子上，我把它捡了回来，放进嘴里一咬，“哈哈，是一块肉呢！”哥哥急忙说道：“还回来，是我的。”
1977年9月1日，妹妹入学了。这一学期我们也开始学习写毛笔字了，哥哥用过的由父亲亲自手工打造的石头墨盘就交到了我的手里，家里交着牙给我买了一只毛笔。毛笔课时，大家都各自在墨盘里加一点水，握住墨棒开始磨墨。有时水加多了，磨好半天都达不到浓度。心理一急，速度加快，墨盘掉落地面是常有的事。毛笔课，是大家最不喜欢的，纸上字没有写几个，脸上、手上、衣服上墨迹却不少。终于放学了，同学们背着竹子编制的敞口书包一路打打闹闹、东拉西拽的往家里走去。突然“哗啦”一声，我把谭永祖的书包拽掉了，书、作业本、笔散落在斜坡上、2米多高的干田里。“没事，捡起来。”“哼、哼，我的毛笔头不见了。”于是我们在斜坡上，干田里反复寻找，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毛笔头。哎！那时的毛笔质量的确也太差劲了。谭永祖带着光笔杆一路哭着回到了家里。傍晚，远处传来的呵斥声至今都让我深感自责和内疚。也是从这一次后，同学们发明了自己的毛笔。我们都会去采摘一种草本植物的草头，然后取一节竹丫的枝，把草头嵌在细枝的孔里。这个写小字非常好用，而且耗墨还少。
这一年，爸爸继续带着社员们努力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父亲不愧是军人，见过世面。队里先后添置了抽水机、手扶式拖拉机，这令其他几个生产队羡慕不已。这两个大家伙，可是给队里的青年小伙长了不少脸，成了他们找对象的炫富产物。我当时以为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了。
抽水机（由柴油发动机、水泵、和输水管组成）为队里灌溉农田，抗旱减灾做出了不少贡献。有一年大旱，河中干枯的裂缝都可以放下两个手指。父亲带着社员去1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买水、抽水，社员们每天24小时沿着水流渠道巡查，确保引水到河。要知道，天旱沿途都缺水。一眨眼功夫，渠道就被开了口，水被别的生产队引跑了。打架、吵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可比《山海情》里取水的场景粗鲁的多。
抽水机给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在它工作时，我们可以蹲在傍边等着堂叔用柴油发动机的散热水箱口煮当季的食物，最美味的当属苞米。抽水结束后，我们就沿着水沟去抓水泵吸上来的鲫鱼。几乎每次都会小有收获。后来队里还利用发动机与新配置的绞面机、打米机配合，为社员们加工面条、大米，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拖拉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它居然可以跑。要知道那个年代，当我们听到一里多远的从区人们公社到乡人民公社的唯一一条公路上传来汽车声时，我们都会找一个高位翘首遥望，直到它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队里准备把它用来耕田，翻土。可是这个东西要走大路，农村的田坎、土坎就400-500MM宽，田、土之间经常是高低错落，拖拉机行动严重受限。“理想大过了现实。”就这样，拖拉机就只能在队里的晒坝周围活动，不过它确实比耕牛工作效率高。到了星期天，小伙伴们就好奇的跑去队里摆弄这个大玩具。拖拉机主要由柴油发动机、扶手、拖斗、四个轮子组成。扶手负责方向、换挡和刹车，与自行车的手柄功能差不多。我们当然启动不了它，只能把它倒推到晒坝的高处，然后快速的爬上拖斗，轮子借着晒坝的坡度往下滚动。轮流站着驾驶的小伙伴，由于个子太小，力气不足，操作不熟练，在快速转弯时手忙脚乱，从驾驶位置上掉下来是常事。有一次，大家为了体验快速运动的感觉，就在高处往下一起使劲推动拖斗箱板。拖拉机的轮子转的越来越快，眨眼间就到了晒坝边沿。还没来得及上拖斗的我们只听到驾驶的小伙伴发出“啊啊”两声，接着“轰隆”一响，拖拉机头部掉田里了。大家拉起田里的小伙伴，快速的悄无声息的逃离了现场。
1978年秋季开学了，这一年学校可以给困难生减免3毛钱的学费，相当于书学费的1/10（这一年恢复高考，地方响应重视教育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班里采取学生提名再举手表决制，当然这个对人缘好的学生更有利。我成绩好，人缘不错，经常都能获得坐在我前后左右为了抄写作业的同学带来的豌豆、李子、烟盒，自然轻松通过。没人提名，同班的堂姐就自己提。我说：“她家那么多人，怎么会困难呢？”堂妹当时就哭了，哭得很是伤心。晚上回到家里，我很得意的把这事给家里讲述。妈妈听了，语重心长的说：“娃儿，你堂妹家8口人，就她爸妈挣工分，现在家里还欠队里不少劳动力（就是工分）。”
的确，堂妹家4姊妹，没有兄弟，伯父就把她的表弟带回了家，准备收养。表弟在上一年级，个子很小，穿个系鸡肠带的裤子都还不怎么会解开。有一次在校厕里，表弟脸涨得通红，急的满头大汗，口里不停嚎叫着，手忙脚乱的就是解不开裤带。幸亏我当时当机立断，帮忙割断裤带，救三急于危难之中。
7人的口粮本来就很拮据，在多养1个人岂不是雪上加霜。第二天一开课，我非常自责的向老师说明了我的主观错断。
工分是那个年代生产队用来按劳分配的依据。生产队是1982年前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队的组织机构由队长、会计（兼记分员）、出纳、保管员组成。每天队长就全队上下吆喝分派每个社员的工作。会计每天负责考勤和计量工作量，负责计算工分、粮食。出纳负责粮食发放、队里资金的收支。保管员负责队里粮食的保管看守。机构设置与现在的小公司差不多。出工收工以吹哨或者敲盆为号。我们队有喇叭就用广播呼喊。工分有定额制（主要用于常规的、可以以计量单位为依据的农活，如割一亩稻子、插一亩秧苗的工分是固定的）、估工制（用于临时任务，先说好分值，再派工。如疏通沟渠）、讨论制（每月召开社员大会对那些无分值的的工作进行评分，社员都可以发言）。
今天谈到绩效考核、KPI觉得好高大上。其实那时生产队在工分制中似乎已有运用，并且社员的许多做法超过你的想象。对担土采取丈量测算体积，对担运水稻采取称重等办法来换算工分。社员经常为泥泞泥巴和沙土比重不同、土堆内空不实、或计算不准确与会计发生争吵。滑头的社员常常是快到晒坝时，把半满的稻筐放进水田里，然后再提起来挑去队里过秤。这也可能就是那时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吧。不过那时社员一字排开插秧、挖土、割麦子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晒坝是队里晾晒稻谷、小麦、苞米、豌豆的场所。晒坝也是响应“备战备荒”民兵训练的场所。那时队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民兵。队里每年都会有一两次集中训练。训练科目一般为、练射击和刺杀。训练由民兵连长负责组织。
队列训练、站军姿与现在的入学军训差不多。当我们在一旁看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的民兵转摔到地上、转到两人面对面时，会忍不住的与民兵们一起“哈哈哈哈”的笑上老半天。
射击和刺杀是我们最喜欢看的科目了。民兵连长穿着退伍时带回的军服、戴着军帽、穿着军用胶鞋、握着步枪，面向队伍站在前面，真的很威风。五个基干民兵握着步枪站在第一排，后面20多个民兵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木棒依次排开。连长做完示范，旁边侧立。民兵们摆开架式，口中高喊着“托刺刺，杀”，“托刺刺，杀”。手中紧握的棍子微微上翘、双臂内收、棍子左右摆动，再将棍子收到胸前，最后猛地向前踏出一个弓步的同时，双臂奋力前伸。第一排基干民兵的刺刀“嚓嚓嚓”的就扎进了他们扎的稻草人。声音动作配在一起，很有坝坝电影中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感觉。我们也不闲着，掰来田边的桑树枝，跟在后面装模作样的比划着杀的憨扎劲。射击管理很严，好奇的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这样，我们每天的陪练在“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悦耳的歌声中开启，在总是来得太早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中结束。
粮库是队里堆放粮食的仓库，为方便粮食进出一般都紧靠晒坝而建。粮库还是队里开会议事的场所，也是扫盲班的教室。那时，社员上夜课习字的热情真的很高，好多妈妈都是带着孩子来学习。晚上大家拿着一个煤油灯，齐聚在这里，从一二三四上下左右开始学起。我不得不说，这个夜校加速了社员对知识的认识，对中国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我的母亲也是从夜校学会了识字，到现在电视剧的字幕基本上都能看懂。妈妈常常自豪的说，世上有什么难的，我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我现在除了不会写，读个报纸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978年的冬天最是难忘。农村的冬夜总是在炊烟和浓雾中开启，邻居家里的说话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都可闻及。我烧着柴火，两眼注视着母亲，因为晚上吃什么就掌握在母亲手里。“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母亲说道。我停下拉动风箱的手。“是的，有人在喊‘大哥，救命’。”爸爸跑到屋外，循着呼救声跑去。原来是我的一个堂叔去给正在被隔离审查的弟弟余发贵送夜饭摔在了突然坍塌的桥下。父亲把他扶上来，立即通知我堂祖父。堂祖父首先问道：“面条打倒没有？”
虽然1978年的经济开始好转，但面条还是很金贵的。我晚上最怕家里吃粗面疙瘩、麦麸子汤圆、红薯丝、苞米糊。母亲很惯我，一般都会给我煮一点面条，免得我挑食不吃饿肚子。
余发贵，我堂叔，队里的保管员。因被举报利用看管粮食之便，偷取公粮回家，被大队隔离关在第四生产队。后查无实证，解除职务回家。据他说，其实举报人的目的是想通过他的招供，来搬倒我的父亲。
1979年的春天很快就到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堂叔的事影响他追逐现代化的梦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队第一个插上了电杆，高屋基在其他人的犹豫中率先用上了电。从此，写作业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小伙伴也不用去山上摘柏树油来照明了。
这一年大队也办起了加工厂、药铺、小卖部。学校每学期加收5毛钱的电费。下午老师也开始给我加课。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吃完晚饭跑去学校，等着住的较远的老师开免费小灶（补课）。就这样，我们一边偷吃着药铺的甘草、享受着好不容易攒足钱买的1毛钱9颗的水果糖，一边没有多少压力的学习着。